《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中讲到毛泽东晚年读书的事情，其中有1973年读的《三国志·魏书·张辽传》、《三国志·魏书·张郃传》和《旧唐书·李愬传》，刘修明《毛泽东晚年过眼诗文录·前言》（花山文艺出版社）中也讲到：1973年2月7日布置的注释史传就是这三篇传记，于该年5月1日完成，三篇史传合订一册，大字印刷十五本上送。在时间上，两者的说法相一致，毛泽东读的就是当时的中共上海市委写作组朱永嘉主持注释的本子。1972年12月31日，他们还为毛泽东注释了《史记·项羽本纪》。

1971年，林彪事件对毛泽东是沉重的打击，使他接连发作了几次心脏病。从当时接待外宾的电视镜头，我们都感到他年迈体衰，流着口水，语言表达已经不大清晰了，这就更加使他以谈古论今的风格来表达他的思想。已往只是他一个人议论风生，而此时是要政治局成员和他一样地读史论政，让他们通过读书来理解他的意图。作为一个垂暮老人，进攻制胜之心应该是淡却了，所考虑的是如何修补他那个文化大革命造成的烂摊子。

要准确了解毛泽东当时读史的心态，历史背景是不能忽略的。林彪事件时，涉及一大批军队干部，如何正确地处理好这个问题，把军队稳定下来，这应该是毛泽东伤神的事。此外还有“文革”初期，同样涉及一大批军人，诸如所谓贺龙的“二月兵变”，老帅们“大闹怀仁堂”，也牵涉到一大批元帅和将军。再就是“杨、余、傅事件”，即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等人的问题，也伤害了一批军队的将领。这中间还包括邓小平等一大批被打倒的革命老干部，他们都是追随毛泽东出生入死的功臣，“文革”挖了墙脚，使“长城”遭到破坏，一旦发生战争，谁来带兵打仗？1972年初，陈毅元帅病逝，毛泽东抱病穿着睡衣参加追悼会，已经亮出了姿态，而此时又以张辽、张郃、李愬等古代军事将领的传来传达他的思想，就不能以他的读史的兴趣来解释了，而是带着一种消解“心病”的心情来读史的。

我们不妨沿着毛泽东的心路历程，来看看他用古代军事将领的史实，想要传达的是什么。

项羽是人们都熟悉的人物，一位失败的英雄，毛泽东很赞扬他失败而自杀的骨气，即使失败了，还是像个英雄样子，读《史记·项羽本纪》批注曰：“项王非政治家。”他在广州农民讲习所时就谈了项羽失败的原因：项羽入关，粗暴无比，得不到一般人的信仰，又一至咸阳，便大焚秦之故宫，遂失去新兴地主阶级之信仰，加之他心胸狭窄，不能团结人，杀人过多。1964年1月一次谈话中，毛泽东曾说到项羽有三个错误：一个是鸿门宴不听范增的话，放跑了刘邦；一个是楚汉订立了鸿沟协定，项羽认真了，而刘邦不久就违反协定东进攻楚；再一个就是他建都徐州，位置没有选择好。看来，毛泽东在不同时期读《项羽本纪》有不同的体会，而这时他要中央政治局委员读此史传，大概不是要他们“不可沽名学霸王”吧。形势不同，一个是乘胜前进，一个是收拾残局。

在古代帝王中，毛泽东一生除钟情于秦始皇，另一个就是曹操了。他从秦始皇那里领悟到大集权、大统一的王者的霸气，从曹操那里领悟的则是策略与权谋的智慧。他很称赞曹操“举贤才”的用人之道，招贤纳士，搞五湖四海，不搞宗派。对张辽和张郃的使用就体现了曹操的这种用人的精神。

张辽字文远，雁门马邑人，其先人姓聂名壹，是位生意人，汉武帝时常与匈奴做交易，假装出卖马邑城，诱匈奴单于入塞，马邑城外有汉的伏兵，俟机予以围歼。此计被匈奴识破而未能成功，招来怨言。史称“马邑之谋”。张辽为避怨而改姓，是地方的一名小吏。并州刺史丁原以张辽武力过人，召为从事。丁原让他带兵前往洛阳，结果他归属皇亲何进。何进派他到河北募兵，归来的时候何进被宦官杀了，他又率兵归属董卓；董卓失败，他又归属吕布；曹操在下邳打败吕布，张辽又率兵投降曹操。用“文革”前的政治眼光来看，张辽的历史问题实在复杂，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肯定是被清查的对象。对这样的叛将，曹操不以为忌，不仅接受他，而且信任他，重用他。后来，张辽随夏侯渊平定昌豨，他是单身到昌豨那儿，以自身的经验说服昌豨投降了曹操。为此，曹操埋怨他太冒险了，说：“此非大将也。”张辽回答说：“以明公（指曹操）威信著于四海，辽奉圣旨，豨必不敢害故也。”这话曹操当然是听得进的。后来，张辽率曹军讨伐袁绍的两个儿子袁谭、袁尚，消灭了袁绍的残余势力，班师回都时，曹操“亲自迎辽，引共载”，即和张辽同乘一辆车子，以示对张辽的器重。以后与孙吴作战，张辽也勇冠三军，他与乐进成为曹操在南方抗击孙吴的主帅，孙权为之胆怯，下令诸将“张辽虽病，不可挡也，慎之！”张辽病重，死于抗孙吴的前线江都。

张郃是曹操布置在西方抗蜀的战将。张郃字儁乂，河间郡鄚人，汉末应征参加征讨黄巾军，为韩馥的高级僚属。东汉末年，韩馥与袁绍等起兵讨董卓，后又帮助袁绍打败公孙瓒，因功多而提升。曹操与袁绍对抗于官渡时，袁绍派淳于琼屯兵粮道乌巢，曹操亲身带兵作战。张郃向袁绍建议：曹操兵精，要先保乌巢粮道，再慢与曹操决战。谋士郭图则向袁绍建议：张郃意见不妥，不如攻曹操大本营，操必还兵营救，这样乌巢之险不救而自解。张郃再次建议，如果这样作战，“吾属尽为虏矣”。袁绍不听，迫使张郃迎战曹操，结果大败。郭图虽然惭愧，还是在袁绍面前说张郃的坏话。袁绍怀疑张郃有二心，张郃只得投奔曹操。曹操甚为高兴，把他的投奔比作韩信归汉。张郃后来在打败袁绍父子的战争中立了大功。以后西线征马超、征张鲁，与刘备作战，张郃都立下战功，魏文帝时期也是西线与诸葛亮抗衡的主将。诸葛亮出祁山，派空论军计的马谡守街亭，张郃绝其取水的道路。街亭失守，演出了诸葛亮挥泪斩马谡的一场戏。毛泽东虽然曾为诸葛亮的《出师表》而流涕，但他认为诸葛一生惟谨慎，不善用人，这点远不如曹操。

我们离毛泽东太遥远，无法知道他让高层领导人读这些史传的想法，就连参加注释的王守稼、刘修明也不知道毛的意图。岁月留痕，翻阅当年的报纸并结合自己的经历，也许还能参透一二。那时报纸大力宣传解放干部，不要揪住干部的历史问题或犯过的错误不放，要团结大多数，缩小打击面，把老干部补充到领导班子中来。江青那边“文革派”，在当时形成一定阻力，传说在一次讨论干部的会议上，叶剑英写了一首打油诗《过桥》：“一匹又一匹，过桥真费力，多谢牵驴人，驱驴赴前敌。”叶剑英所说的“牵驴人”，应该是指的毛泽东。三十多年的时间过去了，把毛泽东读史、历史背景、报纸宣传和当时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看，我们可以知道毛泽东在想什么问题，对那些问题是怎么思索的，怎样用历史的经验去告诉一些人，善待那些受了折磨心怀委屈的领导和将军。从这里我们也可了解到周恩来主持的中央政治局的成员，也的确听毛泽东的话，读了这些史传，领会了毛的意旨，并落实到工作中。邓小平的复出就是最为明显的例证。

毛泽东要求注释的《旧唐书·李愬传》和前二史传的情况似乎有所不同，因为李愬和张辽、张郃的情况不同。李愬是中唐的一位名将，是李晟的次子。李晟是唐德宗时期的一员猛将，在平定朱泚之乱、收复长安的战役中立了大功。而李愬则是唐宪宗元和年间的一员战将。当时主要面临的矛盾，是安史之乱后遗留下来的藩镇割据。在地方藩镇割据中，以蔡州吴元济的力量最强大、离唐东京洛阳最近，因此对唐朝廷的威胁也最大。先是吴元济的父亲吴少阳据蔡州五年，不朝觐，吴少阳去世，吴元济继位，摄蔡州刺史，不听朝廷的号令。于是唐宪宗下决心征讨，几次出兵都没有获胜，宪宗便以倾国之力要平定蔡州藩镇，得到裴度的支持。朝廷让裴度以宰相之位充征淮西诸军的统帅。

宰相李逄吉以李愬有筹略、奇才可用，向朝廷推荐他率兵攻打蔡州吴元济。原来朝廷军队被吴元济打败，气势沮丧，李愬深知此，“不肃军队，不齐部伍”，并向战士放言：“天子知愬柔而忍耻，故令抚养尔辈。战者，非吾事也。”以此使敌放松警惕，不甚防备。李愬选中可用之人，阴计戎事，一举擒获丁世良，“召入与语，辞气不挠，愬异之，因释其缚，置为捉生将”，即是负责巡逻和捕捉俘虏的将领。丁世良甚为感动，向李愬建议生擒吴秀琳的谋士陈光洽，然后劝降文成栅的吴秀琳。这个谋略成功了，吴秀琳以三千之众投降李愬，他便以吴秀琳为衙将。吴秀琳感恩，期于效报，便向李愬建议：“若欲破贼，须得李祐，某无能为也。”李祐是吴元济的骑将，有胆略，守兴枫桥。李愬派将史用诚用计谋抓获了李祐。因为李祐屡败官军，并多以侮辱轻曼待之，众人皆欲杀之。李愬把李祐械送京师，事先上疏说：如果杀了李祐，对解决蔡州的吴元济不利。于是朝廷释放李祐，再还给李愬。李愬很宠李祐，乃署为兵马使，令佩刀巡警，出入帐中，无所猜疑。当时吴元济的精兵在防备李光颜，蔡州反而空虚无备，李愬便命令李祐领大军袭蔡州，此时正是大雪之夜，“冻死者十二三”，没有遭到任何抵抗到了蔡州城下，生擒了吴元济。李愬在蔡州不戮一人，对吴元济执事帐下厨厩之间者，“皆复其职，使之不疑”。

李愬既擒吴元济，破蔡州，即迎裴度入城，李愬“具櫜鞬候度马首”，即用军中将领谒见上级官吏的极为隆重的礼节，表示尊重，但“度将避之”，不愿接受。裴度虽以宰相身份做统帅，但他本官只是四品的门下侍，而李愬的官位是三品，比裴度还高一品，但李愬认为淮西以下抗上，很久不懂得“上下等威之分”，还需要以此对他们进行教育，因此，裴度还是以宰相的身份，接受了李愬仪式隆重的迎谒。裴度是朝廷中平定淮西的主战派，在延英殿向朝廷表示“臣请身自督战”，并说：“主忧臣辱，义在必死。贼灭，则朝天有日；贼在，则归阙无期。”他几次以统帅的身份征淮西，都以失败而归，而此次取得胜利。读《李愬传》应该和《裴度传》并读，才能了解这段史实的全貌，不知道毛泽东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李愬传》讲的是平削藩的事，喻意擒贼擒王，善待俘虏。此时此刻，毛泽东要通过这篇史传向政治局提示什么？他的心态又如何？恐怕不再是为“解放”干部的问题了。后来从史料中发现，林彪事件后，毛泽东曾问周恩来：我周围还有亲密战友式的人物吗？周恩来认为全国人民都是拥护和保卫毛泽东的，毛泽东说：“是真心吗？我看不是，我整了不少人，他们会保卫我吗，你相信吗？”毛泽东不相信，他感到军队里有隐患，让政治局成员读《李愬传》是希望他们从中得到启发，寻找解决的办法。邓小平出山后帮助解决八大军区司令调换，算是作了明确回答。军队有军队传统，经常要调过来调过去，但是八大军区司令调换非同寻常，既玩调虎离山之计，也是进行敲山震虎，又确实有收归兵权的意思。他担忧身后有人拥兵自重，搞分裂打内战。毛泽东此举有防患于未然之意。

古人云：有时使功，不如使过。有过的人反而要谨慎小心些，要夹着尾巴做人。“文革”期间一些干部解放、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之前，都要有“总结思想”的过程，所谈的无非是执行错误路线、对文化大革命的看法、所接受的教训，还要留下这样的尾巴：改正错误，重新做人，为人民立新功。干部的这种获罪认错的心情，正是毛泽东所需要的，他也有这方面的成功经验，如处理红四方面军的问题就是这样办的。许世友是红四方面军的，张国焘出走之后，许世友有被杀头的危险，毛泽东把他保了下来。许世友一生对毛泽东忠心耿耿。

对邓小平出山，毛泽东也应该是怀有这样的心情。邓小平重新走上领导岗位之后，并没有一般人的那种“负罪”感，而是出自对国家的历史责任感，开起了“钢铁公司”，伸出铁拳头，对文化大革命进行全面整顿，这样当然就得罪了“文革派”，对他的整顿进行抵制攻击。毛泽东对文化大革命早已胸有定论：基本正确，三分不足，也就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他希望由邓小平主持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这样，既可以统一认识，又可以给邓小平“一个台阶”，便于他“有个转变”。

但是，毛泽东没有想到，那几篇史传没有诱发出邓小平的“负罪”感，邓小平不接受这个要求，以他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无论魏晋”为由，拒绝对文化大革命“做个决议”。（逄先知、金冲及《毛泽东传（1949-1976）》，中央文献出版社）

毛泽东善于运用历史经验，并以此来造势，是个造势的弄潮儿。以造势发动文化大革命，也想以造势给文化大革命做一个合乎他愿望的“决议”，而此次却时移势易了。

本文来源：《东方早报》2010年11月14日第B05版，作者：郑重，原题：《“使功不如使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