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10月18日在圆明园遗址举行圆明园罹难150周年活动，引起华语世界很大的注意与反响，可见虽经岁月沧桑，大家一直没有忘记圆明园被英法联军抢劫后焚毁的悲剧，中国人的圆明园情结也一直存在。记得当年写作《追寻失落的圆明园》时，钩沉国史，倾听简册诉说，我也曾几番思索：只余残垣断壁的圆明园何以承载如许的幽思？

其实，这种情结当圆明园起火的一刻就已经出现，陈宝箴在北京茶楼遥见西北方浓烟不息，当场失声痛哭。这种情怀当然不止陈宝箴一人才有，亲眼目击敌人入侵的士人如吴可读、李慈铭等人在日记里都写下莫名的悲愤。至于事后，帝师倭仁要同治皇帝谨记此一奇耻大辱，王闿运、杨云史写下沉痛哀悼的诗，康有为到访过被毁后的圆明园，当于20世纪初在巴黎东方博物馆看到圆明园遗物时，感到惭愧与心碎。即使民国以后，不同背景的中国人仍然感到悲愤，诗人顾随、中国马克思主义之父李大钊、翻译家林纾、史家向达、学者王威，将军张爱萍，都曾将悲愤形诸文字。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今年有一位长期旅居美国的年轻女作家张纯瑛初访圆明园，看到遗迹，不禁潸然泪下，她将之比作以色列的哭墙。

圆明园作为前清皇家御园，为什么百余年来的中国人代代为之伤痛？会有如此浓厚的情结？答案是，圆明园不仅仅是一般皇家林园，也是中国造园艺术的精品，并自1709年至1860年经过150年的不断兴建与发展，圆明三园达到登峰造极的造园境界，更何况园内珍藏无数中华文物典籍，确是名副其实的“万园之园”，连身历其境的西洋传教士王致诚也惊为“人间天堂”。然而，这样辉煌的圆明园竟于短短几天内被有计划地洗劫一空，而后放火焚烧，成为断垣残壁，此景此情无疑会令人产生强烈的兴亡之感。

圆明园被毁后，想要重建，完全可以理解。事实上，同治皇帝于园毁后登基，在慈禧太后的鼓动下，刻意要修复圆明园，甚至闹到不可开交的地步，终因财力匮乏，反对声浪难挡，只修复了一小部分而作罢，而这一小部分到八国联军入侵时又再度遭毁，之后再无恢复之望，连遗址也只能任其耗损。我个人于1981年初访荒芜的圆明园时，也不免触景生情，很能体会前人的悲愤，听到有人要旧园新造，不禁心情波荡，希望圆明三园能重现于天壤之间。然而心绪平静之后，即感到重修圆明园之无意义。今天若要在遗址上重建圆明园，财力固然没有问题，但是真有此必要吗？欧洲的许多城市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遇到彻底的毁坏，战后重建理所当然，因为城市仍然有需求，然而我们还需要重建前朝帝王的乐园吗？重建后的正大光明殿，作何用处？九州清宴有谁来住？比财源困难更多的是技艺的失传。即使财艺俱备，再造出来的圆明园也非原物，很可能成为俗不可耐的迪斯尼乐园之翻版，甚至等而下之，像珠海的“圆明新园”，做工之粗糙、商业气味之浓厚，以及规划之简陋，实不堪入目，我曾乘兴而去，结果败兴而归。彼时彼地的圆明园，已经不复存在。

唯今之计，应好好整理与保存真实的遗迹。圆明园之不同于其他所有的林园，因其具有异于寻常的兴亡痛史。遗迹所呈现繁华与屈辱的历史记忆，以及现场逼人的沉寂，也正是此园之所以能特别令人低徊与遐想。圆明园遗址的悲凉之美，自然而然会激发无从压抑的民族情感。

更重要的是，保存好遗址才能凭吊往事的历史意义，才有“镜鉴”之可言。遗址告示我们这座曾经辉煌过百余年的御园是怎样被摧毁的，如何成为19世纪蛮横帝国主义的牺牲品，英法两国的远征军又如何成为火烧圆明园的元凶，足令我们后人勿忘前事，以备后日之师。圆明园遗址也可让世人知道，几与现代文明等同的西方文明也有极不光彩的阴暗面，以及横行霸道、自以为是的性格。即使在西方社会一些“良心”人士，对此也会发出道德的怒吼，法国作家雨果并没有到过圆明园，但当他听到火烧圆明园的消息时，毫不犹疑地严词谴责英法两国强盗般的行为。圆明园被毁150周年之日，雨果的雕塑像出现在西洋楼的大水法旁，特具意义，更不用说法国学者布立赛写了《1860：圆明园大劫难》一书，谴责英法远征军的暴行，并远道来参与纪念日活动，令人有“吾道不孤”之感。事实上，圆明园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遭遇到二度破坏，才使圆明园完全成为废墟。美国文豪马克·吐温在一篇题为《致蹲在黑暗里的人》文章里, 也声讨八国联军的烧杀掠夺行为，指出以文明自傲的西方人, 竟像野蛮人一样的粗暴。

圆明园光辉了150年，罹难恰恰也是150年。在这后150年里，中国人的历史记忆是痛苦而又悲愤的；然而在漫长的岁月里，因时代之异，感受未必尽同。例如在纪念圆明园罹难80周年时，日寇正入侵中国，敌骑所至，生灵涂炭，思往念今，更感国命悬于一发，哀伤至极。然而时至今日纪念150周年之际，中国非复当年的贫弱，已经崛起，中国人也满怀自信，更具包容的大国心态，“永不称霸”的清醒，向和平发展、壮丽繁荣的康庄大道迈进。

（英汉双语版《寻找失落的圆明园》：汪荣祖著，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