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03-10 02:55国际(香港)易经风水研究院
小论安徽
徽州指安徽省境内长江以南的地区,称的上中国自然环境最好的地方之一,相辅相成的,在风水学的眼里,也是中国最上乘的风水宝地之一!其中心地带为原徽州府一府六县,即歙县、黟县、休宁、祁门、绩溪、婺源。地处皖南的徽州,群山环抱,云迷雾嶂,山光水色,美不胜收。由于地理环境、经济状况、社会结构诸因素的特殊性和徽州文化的影响,徽州至今较为完整地保留着明清时期的村落格局原貌,以及历史文化风俗,延续着尊儒重教、崇耕敦礼的遗风。其村落布局建筑精巧,空间层次富有韵律,水口庭院景色如画,街坊巷弄优雅宁静,体现了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与自然相结合的创造精神,是古老文明的真实见证。
这里有山有水,看风水自古流行,几乎无村不卜。民间有不少风水职业者,称“形家”、“地师”,俗称“风水先生”。风水之说称阴阳学、堪舆说。堪指高处,舆指低处。《葬书。内篇》中说:“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古为风水”。简单地说,风水是表示通过占形望势解释地势高低变化与自然环境关系的一种民俗文化。
风水宗旨,是为了在处理人与环境的关系中,求得与天地自然界万物和谐相处,达到趋吉避凶、安居乐业的目的。风水学最讲究“得水为之上,藏风次之”。村址要求背山面水,负阴抱阳,以便藏风聚气,刚柔相济。《老子》说:“万物负阴抱阳”。所以风水之说又叫阴阳学。古代人们认为阴阳可概括自然界的一切现象,阴阳互补,阴阳互生。如日月、天地、昼夜、动静、黑白、上下、盈虚、男女、南北、东西、正反等又讲究气的运动变化。万物系五行衍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
受风水观念的影响,在一定区域内有很多禁忌。在民居建筑方面。动工、伐木、上梁、完工均选吉日,并有一定的仪式。民居最讲究的是门、厅、灶。如东北方向为艮门,不宜开正门。南来如有大路直冲宅,不宜开正门。门不对门。正厅门不对烟囱、墙头、屋角,以及树梢、坟头。商家之门不宜正南向,因商属金,南方属火,火克金,故不吉。有兵士人家,门不宜向北,兵属火,北属水,水克火,又兵败为“败北”之说,故不吉。因地基所限,实在无法,可以挂明镜、悬铁器,或者门偏东南,意为“避邪”。或者在门前建映壁墙,巷头竖“泰山石敢当”长石以镇之。花园又多设园门,无棱角随方圆,无凶恶之象。堂屋院正中不可栽树,这叫顶阳树,阴盛阳衰,人丁不旺。西向不建厨房,因西属白虎,“白虎冒烟”,不祥之象。井与坑、厕要相隔较远,否则既不卫生,也不雅观。祠堂前建塘不宜建方塘,徽州多建半月塘,因方塘似血盆照镜,不吉之象。
用现代观念分析,风水学也不能一概称之为迷信,其中也包含着一些环境学、气象学、美学等合理因素。从徽州的发展来看,堪舆建宅,对子子孙孙的影响是深远的。徽州人才荟萃,名人辈出,“父子宰相”、“同胞翰林”、“四世一品”一时佳话频传。自科举制度以来,休宁县中状元的有19人,为全国之最。明清时期,徽州中进士1136人。杰出的历史名人有理学家朱熹、珠算鼻祖程大位、红顶商人胡雪岩、人民教育家陶行知、著名学者胡适,就连党和国家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的祖籍也分别在徽州的婺源和绩溪。这不能不让人们对徽州的堪舆学刮目相看。(转自感觉现在)
历史上的南京风水
古代帝王选址定都的主要因素,历来被认为主要是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等)在起作用。卢海鸣提出了“风水说”的观点,并将其与自然因素和社会因素相提并论。
卢海鸣解释说,在科技尚未昌明的时代,古人“仰观天文,俯察地理,近取诸声,远取诸物”,实际上就是对山川形胜、地理位置的选择。风水因素对于古人确立都城城址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从六朝都城建康的选址情况来看,恰好与风水学上的要求是一致的。在建康城的东面有巍峨的钟山,西面有嶙峋的石头山,南面有蜿蜒流淌的秦淮河,北面横亘着小九华山和鸡笼山,这四者构成了风水学上的“四象”,即东青龙、西白虎、南朱雀、北玄武。建康城就处在“四象”之中,并与“四象”构成了传统思想中的“五行”,即青、白、红、黑、黄,中间宫城为“黄”。
此外,在建康城的中轴线上,近处有石子岗(即雨花台)、远处有牛首山,符合风水说中“负阴抱阳、背山面水”的基本原则和格局。正因为南京有如此优越的风水条件,所以才能在众多江南城市中脱颖而出,引得诸葛亮由衷发出“钟山龙盘,石头虎踞,此乃帝王之宅也”的赞叹。
孙吴定都建业(今南京),就与风水术有直接的关系。据史载,三国鼎立局面形成前,吴国大臣张曾经对孙权说:秣陵(今南京)王气,宜为都邑。孙权认为他说得对,但未采纳。后来蜀国的刘备也认为秣陵有王气,孙权这才下定决心,定都建业。吴国大臣张曾经对孙权说:秣陵(今南京)王气,宜为都邑。
南京的帝王气成说,追溯起来,应该始于三国时的张。这张是汉末广陵人,博学多才,贯通九经,深明诸子百家,但为人处事高雅,不喜为官。后来孙策听说了他的大才,力邀出山,他才出来辅佐孙策。孙策死后,他又继续辅佐孙权。就是在辅佐孙权期间,张建议孙权建都南京(时称秣陵)。《三国志》中载:“建计宜出都秣陵,权从之”。而且张为了说服孙权听他的话,还分析说:“秣陵,楚威王所置,名为金陵,地势冈阜连石头。访问故老,云昔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此县,望气者云,金陵地形有王者都邑之气,故掘断连冈,改名秣陵。今处所具存,地有其气,象天之所命,宜为都邑。”这段话中张分析了南京的地势“冈阜连石头”,还讲了秦始皇的掌故,证明南京有“王者都邑之气”,然后还分析了当时的现状,他最后得出的结论是“宜为都邑”。这就是说张那时就已经提出南京具有帝王气之说。这事情在宋代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中也有记载:“初,张以秣陵山川形胜劝孙权以为治所”。
如此看来,南京被认为具有帝王气,以至后来逐渐被广而认可,再以至后来诸朝纷纷冲这帝王气建都南京,最终成就南京的十朝古都美誉!(接下页)
陂古村风水的细腻应用
陂古村于南宋初年从陕西夏阳迁徙过来,夏阳是一个古称,现在大概在陕西韩城一带。那里也有一个叫做“陂”的地方。唐代大诗人杜甫到过那个地方,并写下了《陂行》这首诗,“”指波光鳞鳞的水,“陂”指岸,反映了当时鱼米之乡的景象。陂古村迄今已有近千年的历史,是一个融祠堂文化、明清建筑、雕刻艺术、红色遗址为一体的古村落。从它的身上,可以看见风水文化在建筑上的细腻手法运用!
(人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永慕堂是陂古村的一个总宗祠。这个祠堂始建于南宋初年。元末毁于一场兵燹,明朝正德年间也就是1519年重建,清朝加建的。所以人们看到的是明清结合式的风格。重修的时候正好是慈禧执政,所以上面的飞檐翘角是“凤在上,龙在下”,这个是一个“官帽”式的结构,一般出了大官才可有这样的结构,整个总祠一共有三个这样官帽式的建筑,再看这顶上每一个圆圈里都有一个字,从右边看起有“诗书门第”“斗门阀冠”等字样,还有……。再看石狮,它们有公母之分,摆在这儿有避邪装饰之用。大家可以猜猜哪只是公狮,哪只是母狮(游客参与)。在人们右边是母狮,左边是公狮,一般有三种区分方法。第一种从方位上讲。平常人们讲男左女右,在这儿就要说公左母右了。第二从它们的神态区分开来。母狮比较含蓄,双唇紧闭,古时候的女子讲究“三从四德”,笑不露齿,公狮就比较威风,仰天长啸。第三就是母狮怀抱小狮,很可惜这个小狮在文革的时候破坏了,所以看不清楚。公狮踩绣球,再看石狮旁边有一对红石柱,很象竹节,也是那个时候人们祈盼子孙后代的生活能象芝麻开花节节高。
品味一下门上的这副对联,上联:肇基于斯喜紫瑶左峙芗城侧横本地名山钟灵秀,下联:发祥有自看水南来王江北绕中流砥柱汇渊源。那么这副对联就很好地说明了陂古村的地理位置和人杰地灵,在村的左边有座芗峰,还有座紫瑶山,另外还有一条王江,也叫富水河环绕整个村庄,还有一条水自南而绕村而过,门前这对石鼓的摆放是很有讲究的,它一般只有出了举人以上才有这样大的石鼓,整个祠堂有三进。第一进,可以看见这儿一共有十七双石柱。二十副对联。每副对联都是嵌字联,上联嵌“永”字,下联嵌“慕”字,因为这儿叫“永慕堂”,就是永远仰慕祖先亡灵的意思,据说以前当地过年时,村里的族长为了考验家人的才学,以嵌“永“慕”二字作对联的,写的好的便镌刻在石柱上,所以当地文风鼎盛,代代相承。
在正对面官帽上那个宝瓶上的标志叫“方天化戟”“戟”是古代十八般兵器的一种,放在这儿是有镇雷避邪之用,旁边有个鱼状的东西,那不是鱼,是“鳌”,传说母生九子,第一是鳌,第九才是龙,不是有独占鳌头的说法吗,“鳌”就是第一,也说明这儿出了大官。
从中间的一条道(古时候叫官道)进入第二进,整个祠堂一共有三个这样的方块,第一个方块是以前陂读书人在科场上取的功名或在外面谋得功利之后,衣锦还乡之后落轿的地方,也是以前女子出嫁或入嫁时落轿的地方。头顶有一副“太狮少保”图,“太狮少保”分别是那个时候皇帝和太子的老师。由此可见,当时这儿出了皇帝和太子的老师,同时可以看出当时这儿的人学识相当的渊博。另外,前面还有一块“教授”的牌匾,陂古村以前出了一个“江州教授”和“太常博士”,这也说明当时这里的人们“学富五车,才高八斗”。在牌匾旁边有个鼓,它的摆放是很有讲究的,一般有三种摆法,象现在这种摆法也就是与墙面平行,表明这儿出了大官;第二种摆法是朝天摆,出皇帝、出天子只有皇宫里才有,民间是不允许,第三种摆法是鼓面与墙垂直就是一般祠堂的摆法。这个鼓平常是不可以随便敲的,只有村里发生重大事情才可以敲,这里有四个大字“忠”“信”“笃”“敬”,以前是挂有四幅这样的字画,经过很多年的沧桑,就有一些毁坏,后人把这四幅字画保管起来,并临摹了这四个字,也是那个时候的人希望后人“忠”对国家要有忠心,“信”就是要讲信誉,“笃”就实事求是,“敬”就是尊敬他人,这也是陂人的座右铭,人们这个陂村光清朝就出了六个二品,从哪里看得出来人们这里出了二品呢?人们从建筑上看上面的横梁,一共有五根横梁,一般出一品是七根,因为人们没有出一品,所以只有五根,但在两面墙壁的下方分别留了一条没有加横梁的红线,就希望后人能够出一品,比较方便的加两根横梁。这第二个方块是祭祀的地方,因为这儿供放的是神坛,也是当时村里族长落坐的地方,他坐在这儿对全村发号施令。
一般进入第三进有三个门,这个中门平常是不开的,它只有在举行重大活动的时候才开启,两个侧门,一个中门两旁各有一个侧门“左通”“右达”。人们从左通进入第三进,第三进是清朝同治十年加建的,这里是朱伯儒先生的家训格言,以前是烫金字,很可惜文革时候用它来搭戏台,全部都磨损掉了,这上面的字是后人临摹的,也是那个时候的人们希望后人按照朱伯儒先生的家训格言为人处事,再看房屋头顶上有幅画,“当朝p品”。刚才说了人们这里没有一品,为什么有个p字呢?其实这个p乍看象个“p”字但是在古文里的确是这种写法的,也是那个时候的人们希望后人能够出一品,对面的官帽式结构“对越在天”原出自于《诗经》,在诗经里的意思是“遥对周文王在天之灵,在这里的意思是遥对祖先们的在天之灵,因为对面是”“孔寝安”,也就是安放祖先灵位的地方,人们走进来看这里有幅“冠上加冠”图,看这个“冠上加冠”图一般站在这个方块里面看(走进方块),取“天地吻和”之意,“冠上加冠”图就是公鸡踩在鸡冠花上,取“官”上加“官”的谐音,对面是一个官帽式建筑,所以说站在这儿看有“官升三级”之意。永慕堂在文革的时候拍了一部电影叫《决裂》也叫“马尾巴工人》部分镜头就在这里拍摄的,永慕堂的面积是一千二百二十平方米,建筑不费一钉一卯,横梁全部是斗起来的,穿斗扶架,这个总祠是举行重大活动的地方,同时也是祭祀的地方,一般摆酒席在房祠里摆,这个永慕堂曾经是红四军军部旧址,二楼是团级以上干部当时住的地方。(往回走出去)
(门口)开基祖梁仕阶建村的时候非常讲究风水。对面有一口水塘,象这样的水塘整个村一共有二十八口,大家看:且口口相通,象征天上二十八星宿护卫着整个村庄,二十八星宿下面又分四象:“左青龙,右白虎,前朱雀,后玄武”。(走向古井)人们看那口井就取其中的“左青龙”之意,那口井在建村时就有,也有近千年历史了,但是这近千年里,它从未干涸过,是一口非常有灵气的井,人们都说它坐落在“龙眼”上!著名的“二七会议”在这里召开的,当时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朱德、曾山都是喝这井里的水,另外这口井的井水还养育了共和国四位将军呢。
永慕堂侧门的祖训“入则孝”,对面是“出则第”,入室怀前烈,孝亲启后贤,出则公乡事,第须敬让先,也就是说在家要做孝子贤孙,出去要谦虚考取功名,回来后要尽孝,当时这个陂村非常讲究建筑和风水,在这个村子里每对准路口,巷口或比较空旷的地方就有一块书有“泰山石敢当”的石块用来避邪。大家都听过歪门邪道了,其实“歪门邪道”还有一种建筑形式,在陂村除了“歪门邪道”这种建筑形式外,另外还有一个“歪门正道”,它上梁是正的,门是歪的,所以叫“歪门正道”,据说这户人家的祖先是做生意的,做生意的人就要求财了,也就是求金、在金、木、水、火、土五行里金的方向是朝西的。另外,对面是总祠要斜对,也就是避邪。所以把门坐向朝西,陂村一共有583户,2800多人,都姓梁,一共有367栋明清建筑,大部分是清朝建筑。
那个时候这个村庄有四兄弟,当地人都叫“四大家族”。其中一个房祠――求志堂,是老二建的祠堂,这个祠堂就是举行红白喜事摆酒席的地方,这里有两幅类似清明上河图风格的百少图和百老图。头顶藻井上就是那幅百少图,上面所描绘的是一百个少年或坐或行,仪态万千,栩栩如生,从他们服饰上看,反映的是北宋时候的国泰民安景象。求志堂里有九副嵌字联,上联嵌“求”的,下联嵌“志”的,这副百老图就没有百少图看得那么清楚了,上面所描绘的是一百个老人神态各异,惟妙惟肖。再就是“寝安堂”,是安放祖宗灵位的地方。
从外面可以看到这个启公祠是一个家祠,总祠下面分了四房,是老二房祠的一个分支,整个村一共有十多个这样的家祠。左边墙壁上有一些真正的红军标语象这样清晰可辩的红军标语整个村有一百八十多条,大部分是30年左右打土豪分田地时候留下来的。人们现在来到的是照壁式牌坊――“多留余地”,“多留余地”顾名思义就是不能乱占前面的空地,也是先人教育后人做事都要有一个尺度,俗话讲就是做什么事情都要适可而止,都要给自己留一步退路。)
从以上对古村的介绍可以看出,在陂古村的祠堂建筑上,承载着风水文化的细微应用。走过陂古村的角落,欣赏完村落里的祠堂,我们总是不得不为老祖宗的伟大智慧从心底里叫一声好;为建筑风水中的讲究和玄妙,以及注入其中的博大深厚的文化底蕴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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