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云：“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历来被视为左右命运的枢钮，风水绝学秘密相传，真正秘术从不公开，风水学也是易象企划的一个重要内容。
　　长期以来，人们一提及“风水”二字，随即跳出“迷信”二字。
　　其实，“风水”本意为“藏风得水”。被古代风水师奉为经典的《葬书》释曰：“藏风聚气，得水为上，故谓之风水。”“风水”又称“堪舆”，“堪”指高处，即天道，“舆”指低处，即地道。是中国古代的有关住宅、村镇及城市建筑以及墓地选择和规划设计的一门学问。
　　风水艺术源远流长，早在先秦就有相宅活动。《尚书•召诏序》云：“成王在丰，欲宅邑，使召公先相宅。”这是相阳宅。《孝经•丧亲》中“卜其宅兆而厝也”这是相阴宅。
　　到了汉代起，风水学家把相宅发展成为一种术数，其代表人物青乌子著有《葬经》一书，后来成为“风水学术”的不传至宝。
　　魏晋时又涌现管辂、郭璞这样一些开宗立派的风水术大师。现在流传的《管氏地理指蒙》，就是管辂而作。而郭璞的事迹则更加传奇，他著的《葬书》是继《葬经》后又一部经典。
　　唐朝是各种文化的兴盛时期，一般有文化的人都懂风水，吕才、张说、浮屠泓、司马头陀、杨筠松、丘延翰、曾文遄等等，不胜枚举。其中吕才的著之《葬篇》，观点与青乌子和郭璞针锋相对。
　　宋朝时老百姓普遍讲究风水，《朱子家礼》说：百姓家里死了人，三月而葬，先把地形选好，再择日开茔。这个时代的赖文俊、陈传、吴景鸾、傅伯通、徐仁旺、邹宽、张鬼灵、蔡元定，历伯韶等在当时都很有名。而千古名相司马光还追随郭璞的论点写了《葬论》。
　　到了明清时期，风水学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顶峰。各种学说、各类门派层出不穷。风水活动遍及民间乃至皇室。皇帝的青睐促使风水理论“正统化”，官方组织众多才子，编辑了大型丛书《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古今图书集成》，其中都收录了大量的风水理论。两大派别即形法派和理法派逐渐形成。
　　“风水”伴随我国传统建筑与选址两千余裁，一度因其有迷信色彩，被国人当成糟粕，为上层人士所不齿。令人感慨的是：“风水”却早于70年代在欧美为有识之士所瞩目：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及港、澳、台等国家和地区兴起“风水热”，有许多人进行专题研究，他们在中国风水理论与实践的基础上，创立了建筑环境学。与《易经》热一样，由于“外转内”效应所起的影响，国内也开始转变对“风水”的看法，相继有许多人投身于研究，并陆续出版了许多有关“风水”的专著。已销声匿迹50年的“风水术”，厥而复兴。
　　其实风水的核心是探求建筑的选址、择地、方位、布局与天道自然，人类命运的协调关系的一种学问。其范围包含住宅、办公楼、厂房、村落、城镇、陵墓诸多方面。其中涉及陵墓的称为“阴宅”，涉及其他方面的称为“阳宅”。如人们普遍认为能阻挡风的环形山，能拦邪气的弯曲水流，便是好的环境，也是人们常说的“风水宝地”，它不仅影响到人们居住的周围环境，也会对人的健康发生影响。再如“背山面水”的居住环境，对任何一个中国农民来说，都是最佳模式。即使在科学发达的今天，此种模式依然是人们向往的理想住宅佳境。又如“风水师”说：“粪屋对门，痈疖长存。”这是环境卫生对人的影响。试想，住宅对着堆满粪便垃圾的厕所，处在臭气熏人、蚊、蝇孽生的环境中，难免要患皮肤病、生疙疖及其他疾病。可见古代的风水术中着重阳光、空气、水份等人类生存的三大要素还是十分正确的。
　　风水的本质是“气”，而“气”是生命之源，亦是生命之根本，风水中的“气”是周围环境中的各个物体在时间和空间上所占的“序”所决定的，而“序”的改变恰恰是辩证唯物主义中事物由量变到质变的一种方式之一（另一种方式是量的积累），环境的改变，物体（包括家俱、办公桌等）位置的变化就会引起“气”的改变，从而就会改变风水环境，所以风水学是环境学，更是生命学，是地道的科学，而绝非迷信。
　　现代科学已证实“风水”所要求的生态环境，关系人类的生存与健康。人类生活在自然界，特别是生态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重视建筑的“风水”创造优美宜人的人工生态环境，将“风水”原理运用于人类住宅和城市建设之中，倡导人与自然的和谐，构建和谐社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