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土简帛，与传世文献一起，为我们提供遥想、研究那个“书于竹帛”时代的途径。目前，简帛的出土地集中于我国中南和西北地区，这些地区像磁石一般，吸引着研究者们为之神往，前去考察。记者抱着同样的热忱，途经上海、湖南、湖北、甘肃、内蒙古等5个省级行政区的多个城市，探访各处简帛实物和与其相关的历史遗存。

东南篇 上博藏简

“这些竹简如果我们不能保存好，50年以后可能就是一堆粉末了。

上海博物馆所藏战国楚竹书是吸引记者来到这座现代城市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上海博物馆以青铜器、明清家具等收藏著称。该馆因在建筑高度上受到限制，所以地面建筑只有4层，而办公室全部都在地下。“文物在地上，人在地下”，是前任馆长马承源的决定，也正是他购得这批竹简并推动了整理工作。最初，这批楚简被发现于香港市场，上博抢救性购回。这批竹简有1200余支，随着整理、研究工作的进行，竹简的数量也在变动，因为有缀合等因素，精确数量难以确定。这批竹简曾被认为是近百年来发现简牍中数量最大、内容极为丰富的战国史料之一。其中有《孔子诗论》、《恒先》等篇目，其学术价值令人瞩目。自从第一册2001年在上海发行，《上海博物馆藏战国楚竹书》目前已出版7册。

记者来到位于地下一层的办公室，找到青铜器部的周亚研究员。他告诉记者，目前，上博简按照整理出版的书籍的顺序进行编排，装入专门订做的有机玻璃的盒子中，每一枚简都夹在两片玻璃中间，防止变形。周亚还介绍，全部整理完毕之后，博物馆将会根据学者的研究成果再次调整简序，希望能排出一个“相对永久”的顺序，然后在有机玻璃盒子中充入氮气封存起来，使其生命得以最大限度延长。说到保存，周亚提起马承源的话：“这些竹简如果我们不能保存好，50年以后可能就是一堆粉末了。”周亚还透露，上博简的整理工作已经基本结束，2011年将出版第8册。

记者还获准到地下二层的库房观看楚简中的《孔子诗论》。竹简被工作人员从库房中取出，放在小车上推到专用的桌子上。在有机玻璃盒子中，已经脱水加固的竹简显得古气氤氲，竹简的颜色泛黄，字迹清晰，文笔纤细艳丽，有些像图画，颇具楚地风采。如果不是近距离地看，很难想象上面文字是多么细小。据工作人员介绍，当时抄手是手执竹简抄写的，其专注情景可想而知。目前的研究已经细化到不同抄手的书写特点这个层次。工作人员还介绍，上博简的保护工作是在总结过去的经验和教训之后进行的，同时也为后来的竹简保护提供了一个可资借鉴的例子。

中南篇 湖湘之地简帛多

郭店简公布后，在思想史、哲学史研究方面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有专门的讨论会研究这批竹简的意义和内涵。

1972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曾经震惊世界。其中千年女尸和薄如蝉翼的衣装，令人津津乐道。而记者更感兴趣的是这里出土的28种、总字数达12万字的简帛。目前，这批简帛保存在湖南省博物馆中，其中大部分都在马王堆的展览中。包括《太一将行图》、《五星占》、《易经》等一大批竹简和帛书都在展览，不过，解说员常常一带而过，或者热情地讲述那篇记录了一例今天看来并不科学的外科手术的帛书《五十二医方》。大家更关心的是辛追夫人和汉代贵族的奢华生活。

看罢马王堆文物，记者又去汉墓所在地。经过古汉路，记者来到长沙马王堆疗养院内的汉墓遗址。这里有一个大土堆，高达10余米，因为状如马鞍，所以称作“马鞍堆”，后来被讹传为楚王马殷的墓地，故得名“马王堆”。由于是一个霰雪飘飞的下午，这里人极少，只有不到10个游客，与湖南省博物馆的马王堆汉墓陈列展区可谓天上地下。

由于1号、2号墓都已经回填，目前供人参观的是经过整理加固后的3号墓。该墓的墓主存在争议，而且一争就是30余年，现在，一般认为是利苍和辛追的儿子第二代侯利豨，葬于汉文帝十二年。著名的马王堆帛书就是和遣册竹简、医药简等一起，随葬在椁室边箱内的漆盒中。而今，在巨大的天棚下，只剩下一个深达17.7米的墓坑。该墓坑为长方形的竖穴，为覆斗形，颇似一个上宽下窄的方形漏斗。墓坑北侧有墓道，底长5.8米，宽5.05米。由于长沙湿润，又有顶棚保护，坑底因为有自然生长的绿色植物和苔藓而显得生动鲜润。

除了震惊世界的马王堆汉墓简帛，长沙还是有名的走马楼吴简出土地。1996年10月，长沙出土了10余万枚三国孙吴的简牍，数量超过了我国历来出土简牍的总和，其内容为吴国长沙郡所属的县（及侯国）的行政档案文书，涵盖了司法、财政、赋税、户籍等多个方面，对研究三国孙吴时期的经济、社会等具有重大价值。目前，这批吴简被保存在位于白沙路的长沙简牍博物馆，也让长沙成为发现和保存简牍最多的城市。然而，似乎是出于某种难以说清的原因，长沙的简似乎越出越多，而且很多处都是在古井中发现，这些新发现令长沙的纪录一次次被自己打破。

记者来到走马楼，实际上就是在五一大道南面的一条街，不过这里已经全部建成了商厦和办公楼，一片繁忙、喧嚣景象，旁边地铁的施工仍在进行。五一大道一线，已经出土了多处简牍，这里到底还有多少简牍埋藏地下，令人一方面充满遐想，一方面又担心还没有被发现的简牍的命运。

同样位于中南地区的湖北省，也有令学术界兴奋不已的竹简出土。因为这里有战国时期楚国古都郢（位于今湖北江陵北）的所在地。郭店简就出土于荆门市沙洋县纪山镇郭店村。这里的纪山是楚文化的发源地。纪山镇也是楚国贵族的墓葬集中地之一。1993年10月，荆门博物馆对曾经被盗的郭店一号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一批楚国竹简和随葬器物。此外，据学者研究，上海博物馆的楚国竹简和新近公布的第一批整理成果清华大学藏简，都出土于郭店墓附近。据学者推测，因为出土地相近、时代相近，并且同属于楚系，它们与郭店简可能有着“亲缘关系”。

为一睹郭店楚简的神韵，记者特意乘坐长途车，从武汉到荆门。一路上穿越荆楚大地，近距离观看楚简的来源地。车经过郭店村所在的沙洋县，车窗外的地头和屋顶还有残雪，但是地里的青菜颜色分明，村子房屋一般是二层小楼，一座座分散在各处。到达荆门后，记者赶到位于白云大道的荆门博物馆参观郭店楚简。这批简被保存在博物馆里的珍宝馆中，与1994年也出土于郭店村的战国女尸分居珍宝馆的东西两面。也许因为是工作日，参观者并不多。

郭店楚简放置在珍宝馆东厅的玻璃窗中，震惊学术界的《老子》甲乙丙三个版本、《太一生水》、《成王之道》等都在其中，而且还有那只物主、铭文都有争议的杯子（到底是“东宫之杯”还是“东宫之师”）。根据形制，郭店一号墓的墓主当属楚国 “士”这一阶层。郭店的盗墓劫余留下的竹简和其他文物仍然丰富，特别是800多枚竹简，反映了当时楚地真实的思想、学术情况，很值得学者仔细研究。郭店简与上博简一样，以楚系文字写成，文字疏朗而艳丽。这些简性质不同，长短相异，反映了当时的学术状况和制度。与这些很令记者看得入迷但是不懂的文字相比，更为重要的是其中的思想内涵。郭店简公布后，在思想史、哲学史研究方面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有专门的讨论会研究这批竹简的意义和内涵。迄今，郭店简已经成为研究者们重视的宝贵材料之一。

西北篇 居延故地出汉简

在没有发明造纸术以及纸没有普遍使用的年代，简帛是最重要的文明载体之一，它们上承甲骨和青铜器铭刻，下启纸书，以其内涵与价值，吸引人们去解读和构想那段历史、那个“书于竹帛”的时代。

结束中南之行，记者直接前往位于西北的甘肃酒泉和内蒙古阿拉善盟额济纳旗等地。这里是古代著名的居延所在地，是一片充满传说、文物遗址的神奇土地。

正是因为西北干燥缺水的环境特点，这里的汉简才得以在沙土中保存下来而不致腐烂。从上世纪30年代起，“居延汉简”为人瞩目。虽然在参加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瑞典人沃尔克·贝格曼之前已有多位探险家来到这片土地并且小有所获，但是，1930年春天命运女神似乎特别眷顾贝格曼。在《考古探险手记》一书中，他记载了自己在“波罗桑齐烽燧遗址”附近意外发现并发掘汉简的经历：“在坐落在一个强侵蚀山顶上的烽燧和旁边房屋废墟下面，我发现有院墙的痕迹。当我测量这个长方形墙体时，钢笔掉在地上。当我弯腰捡钢笔的一刹那，意外发现钢笔旁边有一枚保存完好的汉朝硬币——五铢。于是，我开始仔细四处搜索……第二天，从最东边开始挖掘，很快就发现了窄条的木简，其形状大致与斯文·赫定在楼兰古城找到的写有一篇手稿的木简一样。斯坦因也在甘肃西北部和新疆发现过这种东西。”（《考古探险手记》，沃尔克·贝格曼著，张鸣译，新疆人民出版社，第37—38页）正是这支钢笔，牵引出了著名的“居延汉简”的发现。贝格曼为之激动不已，和同伴四处搜寻，找出了更多木简。他甚至还注意到一个“非常有趣”的老鼠洞，“里面有稻草、丝绸碎片、碎绳子和削下来的碎木头。很明显，在写了字的木简不必保存时，就用简便方法把有字的表面削掉再重新写字。”他还戏称这些被老鼠拖回去的木简碎块，构成了一座属于老鼠的小小“图书馆”。时年他只有27岁，是第二次来额济纳河流域进行考古。

1949年以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机构在此地进行发掘，先后在敦煌悬泉置、今甘肃肩水金关和今内蒙古额济纳旗甲渠侯官等地发现数万枚汉简。其中，在居延故地发现的被称为“居延新简”。

酒泉和额济纳旗都是因为航天事业而闻名的地方。这里地域广大且荒凉也可想而知。在酒泉的肩水金关附近，公路两旁的村庄极少，很多地方都是没有任何植物覆盖的荒野，偶尔能看到一些极为低矮的植物或者稀稀拉拉的一片树林。即使是晴天的中午时分，温度也低于零下10摄氏度。

在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达拉呼布镇以南24公里，就是著名的甲渠侯官遗址所在地。记者到达该镇后，问了多位当地居民，都回答不知道有个“破城子”，只知有“黑城子”，即著名的黑水城。记者查看了地图，又碰到两位蒙古族的居民，才确认自己所在的位置确实离甲渠侯官不远。为保险起见，记者还是来到额济纳旗文物所，找到傅兴业所长。他为记者画了一幅简图说明达拉呼布镇附近烽燧和甲渠侯官的位置，并且向记者讲述了这些居延文物的保护之难：额济纳旗面积广大，巡查一次耗时多，消耗汽油也是一个大数目，而文物保护工作的经费又缺乏。告别他后，记者先是坐车向镇南开去，在路上才发现近日在视野中的土堆，原来就是汉代的烽燧遗址。在距离甲渠侯官附近的地方，已能远远看到在路西面一个方形的影子。因为公路两旁已经没有像样的路，司机不想再前行，记者只好下车，步行走向烽燧和甲渠侯官。

这里地面平整，只是偶尔有起伏。满地都是过去河流带来的细小砾石，远处则是稀稀落落的胡杨。汉代的烽燧遗址就在公路近旁，烽燧线和公路还有交叉。但是因为已经倾圮、残破，烽燧往往都只剩下一米多高，表面被沙砾掩埋，很像不起眼的小土丘，与周边的景物难以分开。游人和动物也不会特别留意这些小土丘，记者甚至看到一辆车开上烽燧遗址后留下的车辙。烽燧间隔1.3公里，两两相望，连成一条线，向南北延伸到地平线。

傅兴业介绍，汉代这里是水草丰美的地方，所以才会有汉朝和匈奴之间的激烈争夺，至少在春夏季节戍卒视野中应该有更多的绿色。

这些烽燧和城堡中，曾经出土了大量汉简。甲渠侯官一城就有6000多枚。今天，这座遗址可以被描述为残垣断壁，但是整个方形的形制还能看出。四周残墙高处有一人多高，墙为土质，记者进入之后，发现里面原来分割为多个室，令人遥想千年前这里的军事活动。

记者沿着汉代烽燧的路线走回旗达拉呼布镇，在与铁路交叉的地方找到了一座烽燧遗址。这就是傅兴业对记者特别提到的那座，因为当初铁路规划时，路线恰好要经过这个烽燧，文物所与有关部门协商，最终形成了一个方案：在烽燧上面修建一座桥，这样该烽燧得以保存。同样因为文物工作者的努力保存下来的另一个烽燧位于检察院大楼南面一角。记者找到它之后，觉得从审美的角度看这个土堆的确有些“煞风景”，但是它所承载的历史信息和可能埋藏其中的汉简，确实不能不被人们加以保存。

回到兰州之后，记者来到甘肃省博物馆。这里展出的汉简被安排在“甘肃丝绸之路”展区，在这里能看到出土于武威的医简，也可以找到《礼记》等，甚至看到如《乌孙贵人传舍制度简》等著名的简。所见的木简，深黄中带有些红色，墨迹清晰。作为历史的遗存物，它们和其他文物一起记录了汉代防御匈奴、经营西域的宏大事业，也反映了古代丝绸之路传递的文明足迹。其中，《塞上烽火品约》因为是烽燧管理的法令，备受研究者关注。

记者一路循着简帛的踪迹，完成了这从南到北的长征之路。在没有发明造纸术以及纸没有普遍使用的年代，简帛是最重要的文明载体之一，它们上承甲骨和青铜器铭刻，下启纸书，以其内涵与价值，吸引人们去解读和构想那段历史、那个“书于竹帛”的时代。(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本报记者：张春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