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锁国”心态的另一种表现是对外国事物的抗拒。西方人爱用“中国人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对外国事物缺乏兴趣”来解释为何西方制造品在明清没有市场。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很多例子显示，明清时代的中国人对外国事物充满好奇心，并积极吸收西方较先进的技术。

明末清初的鉴赏指南列举了很多值得收藏的外国制造的商品，其他各类书籍亦显示了中国人对外国产品的兴趣，西方的时钟、眼镜、烟草瓶和西洋缎子等在中国的上层社会都很受欢迎101。清初的朝廷工场曾聘用多名耶稣会传教士制造西方的定时器和玻璃器皿，后来他们逐渐被中国工匠所取代102。到了18世纪，俄国和北美洲的毛皮制品在中国也风靡一时。此外还有来自东南亚、印度、中东和太平洋岛屿的鱼翅、燕窝、黑胡椒、香料、珍珠和檀香木等，在明清都有不少市场。

除了消费品外，明清对西方科技也深感兴趣，最显著的莫过于天文历法和大炮铸造技术。在天文历法方面，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龙华民、汤若望和南怀仁等曾翻译和编著多本关于西洋天文历法的书籍，并引进西洋天文仪器，促进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和历法的改良。

明末清初之际，战事频繁，急需先进的热兵器。明朝从万历年间起，已进口西洋大炮，后来中国工匠更在葡萄牙人的指导下，在澳门铸造大炮。明亡后，汤若望和南怀仁等继续帮助清朝制造大炮来应付战乱（见第六章第一节）。

中国人对西方的数学、机械工程和船只设计亦很感兴趣。明清时期有多本西洋数学和机械工程学的著作，经耶稣会传教士口授、中国人笔录的方法，被翻译为中文。只有在船只设计方面，由于当时的中国造船技术并不落后，因此在这方面较少学习西方。

在地理学方面，利玛窦在万历十二年（1584年）绘制的世界地图，加深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康熙更指令西方和中国人员共同编绘一幅全国地图。编绘组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成功绘制出一幅水平极高的《皇舆全图》。

在建筑方面，清廷也聘用西洋建筑师，其中最杰出的作品莫过于意大利宫廷画家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参与规划设计的北京圆明园。只可惜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被烧毁。

从上述诸多例子可见，明清绝对不是抗拒外国事物和知识。如果说明清的知识分子不接受西方科学，那主要是因为罗马教廷反对新科学，当时耶稣会传教士传入中国的不是伽利略和牛津的尖端科学，而是一些新旧参半、自相矛盾的理论（见第七章）。

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新发明，中国人要到19世纪才有机会接触到它们。1793年访华的马嘎尔尼使团的首要任务是增加英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但如果细心察看马嘎尔尼使团携带的商品清单106，我们就会发现它包括了很多日常用品及奢侈消费品，以及一些耶稣会传教士已传入中国的天文和数学仪器107，但并不包括任何在工业革命期间出现的新发明，像珍妮纺纱机（1764年）、水力纺纱机（1769年）、瓦特的蒸汽机（1769年）和骡机（1779年）等。这些当时最先进的机器在中国理应有很大市场，但使团却没有携带它们，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也许我们不应感到奇怪。正如今天的美国一方面抱怨它对中国的庞大贸易赤字，另一方面又禁止美国公司出售高科技产品给中国，18、19世纪的英国同样既抱怨英国对清朝的庞大贸易赤字，但又禁止国民输出工业革命期间发明的新机器108。

马嘎尔尼使团没有完成使命，但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对外国商品不感兴趣。马嘎尔尼本人曾对中国人作出过这样的评价：“我从没见过一个比中国人更充满好奇心、酷爱新事物、致力使自己的生活更舒适方便的民族。”

本文摘自：《被误解的中国:看明清时代与今天》，作者：梁柏力，出版社：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