幼小的费孝通躺在妈妈怀里 1956年 蔡钟长看望北京归侨托儿所 

“幼儿教育”始于清末，1903年武昌成立了最早的“湖北省立幼稚园”，北京也成立了“京师第一蒙养院”。1904年颁行《奏定学堂章程》，创始了中国现代教育的第一个学制（癸卯学制），包括有《奏定蒙养院章程及家庭教育法章程》。

费孝通怎可能在幼稚园

蒙养院，按规定保育教导三岁至七岁儿童，以辅助家庭教育“蒙养家教合一”为宗旨，附设于各省府厅州县及大市镇原有的育婴堂与敬节堂，分官立、公立、私立三种，设院董一人管理事务，以“老成端谨而又和平耐烦者充之”，“以乳媪和保姆任保育教导之事”，教导游戏、歌谣、谈话、手技四项。

“蒙养”本意是“蒙以养正”，教育童蒙修养正道；但如1905年的《湖南蒙养院教课说略》“将贫贱家儿童养成美材，富贵家父母当不虑其子弟同处染坏气习；有此感情，将来小学堂不分贫富贵贱，可施共同教育”，真有点针对穷孩子之意；所以“蒙养院”现在看着还好，其实成立时并不受欢迎，还因为育婴堂与敬节堂，一是救济弃婴，一是供养寡妇守节，连一般人家都不愿进，富贵人家更怕宝贝儿跟穷孩子混在一起学坏了。此外，因为蒙养院极少，所以“蒙养所急者仍赖家庭教育”以至于“家家皆自有一蒙养院矣。”

费孝通是我国著名学者，有些文章说“费孝通4岁进入蒙养院”，其实只是个特例，因为他进蒙养院就像在自己家里。1911年辛亥前夜，他的母亲杨纫兰在松陵镇积善弄办起了县里第一个蒙养院，开创了吴江县的幼儿教育；她既当院长又当保姆要率先垂范，便把费孝通带进了院里。

费孝通生日是1910年11月2日，4岁时进的是“蒙养园”，与蒙养院虽然只差一个字，可清朝已经变成了民国！1912至1913年教育部公布了“壬子癸丑学制”，使“蒙养院”脱离育婴堂和敬节堂改名为“蒙养园”，设在女子师范学校和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潜意识里“保育”还是女人之事。据载，费孝通的“蒙养园”也并入了爱德女校。

为什么又有些文章说“费孝通4岁进了幼稚园”呢？因为后来又换名了。1919年新文化运动掀起了教育改革，1922年教育部公布《学校系统改革令》（壬戌学制），把“蒙养园”改成了“幼稚园”，规定小学“得设”，改变了“保育”只归女人的意识。不过，此时费孝通应当12岁读小学了，怎么可能还蹲在“幼稚园”里呢？

幼儿园最终脱离小学

从此一直到解放初，城里的不少小学办有幼稚园、幼儿园或幼儿班，可以让小儿一直读到小学毕业不挪窝。当然，这些“学制”都是纸面上的；国穷学校教育不发达，地区上也不均衡，老传统还是把小孩蹲在家里；富贵有钱人请人在家看孩子，不愿把孩子放出门。不少人家连小学都不一定上得起，只能把小儿关在屋里、散养在外边、胡同里。

民国著名慈善家熊希龄创办的北京香山慈幼院，1920年一开办就接收了150名灾区难童，在最优美的校区成立了“蒙养部”收育年满4岁、不足6岁的儿童，到1923年正式改成“蒙养园”又称“第一幼稚园”；白瓷砖的大门上有“蒙养园”三个大字，左右门联“生生如己所生”、“幼幼及人之幼”；进门踏上几步石阶，迎面尖顶建筑的拱形园门上有“蒙以养正”四个大字，这是香山慈幼院的教育方针。蒙养园招收儿童，分“正生”和“附生”；前者是免费生，后者是富户儿童，名额有严格限制。

慈幼院里四季有歌声，爱唱十二首“醉桃源系列歌”，都是熊校长亲自写词，一首“饭前歌”：“稻粱黍麦满瓷盘，生来实在难；一珠一粒费时间，农民汗血旺；秋恐雨、夏防干，心忧不得眠；收成能得几多钱，农民真可怜。”有一次感动得冯玉祥将军一边吃窝窝头一边也吟了一首：“馒头棒子豆芽汤，蒸蒸扑鼻香；如今生活比天堂，精神体魄强；读书劳动永不忘，百炼能成钢；慈幼院名四海扬，秉公育才有方。”

解放初，进城的干部子弟一下子“爆满”，急需托儿所。可是据统计，北平城里只有伪社会局的市立托儿所以及北平市儿童福利委员会主办的儿童福利示范站、私立婴儿寄托所、私立圣慈托儿所4个社会托儿所，还有2个不对外的北大家政系婴儿园、师大教职员子弟托儿所。1949年8月《人民日报》紧急回答读者来信说，还有私立育群托儿所、私立北平市基督教女青年会托儿所，每月收费（小米）120斤到350斤；接着1950年刊登，现北京市公立托儿所均为机关附设，只收该机关干部儿童。

1952年，为了解决许多中侨委与归国华侨的后顾之忧，北京市归国华侨联谊会副主席庄希泉与汪万新、蔡钟长等归侨领导筹资创办了“北京归侨托儿所”，庄夫人许琼华自愿担任了不拿一分钱工薪的义务所长，1956年，蔡钟长来看望托儿所，留下了珍贵的合影。

1951年，《政务院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颁布了新中国第一个学制，规定学龄前儿童教育为“幼儿园”，从小学里脱离了出来。如今回想人生教育，许多人张口只是小学、中学与大学，因为压根儿就没有进过幼儿园。 （何季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