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主席到灾区视察后，指示部队要“进村入户”。我们当天就组织了1万多人向乡村挺进。当时的情形是群众拼命往外撤，部队拼命往里冲。毫不夸张地说，当时进北川的每一条路几乎都是“死亡之路”。“5·12”地震之后到现在，大大小小的余震有1万多次，进山十分危险。5月19日，我跟着部队走到禹里乡，万万没想到会走得那么艰难。山体被地震震得已完全松散，有的大石头摇摇欲坠悬在山上，我们都不敢大声说话，好像吹口气那石头就要掉下来一样。

偶尔，我也忍不住地想：今天不会就“搁”这儿吧。山上根本没有路，我两只手轮流拄杖，最后两只手都肿起来了，感觉再往前挪一步都难。20多公里的山路走了12个小时，最后腿也走不动了，腰也走坏了。后来我们找了块老百姓的玉米地，就这样睡在山上。听着山石不停滚落的巨大声响，听着老乡夜半埋人的“喊山”声，听着没人喂养的牛、猪、羊的哀鸣声，真是思绪万千。

老百姓看到我们部队时流露出的那种由衷信赖的眼神，让我十分难忘。现在的老百姓也会看军衔了，一看到我的肩章，他们纷纷喊：“将军来了！”他们可能没想到这个地方、这个时间会出现将军。附近一户农民执意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吃“饭”，其实就是用仅剩的一点米熬了锅粥。然而实在太累了，我根本吃不下。那户人家不甘心，特意留着粥让我第二天一大早再去喝。

由于发生地震的地区地形比较特殊，使得这次地震救人难，运送伤员更难。进出的“路”几乎都是绝壁，很多伤员救出来了，因为路不好，没办法及时送到医院抢救。我们的战士用各种办法运送伤员，有个矿工体重有180多斤，通常制作一个很简单的竹担架就可以把他抬下来，但这个矿工是腰部受伤，不能用这种担架。最后，战士们把老百姓的门板卸下来，让他躺在上面，光那个门板就多重啊！然后又找了很多板子固定腰和腿，这一来更加重了负担，本来10个人抬他，最后五六十人不停轮换才把他抬下来，真是艰难。

我们的部队都部署在重灾区，前一阶段，战士们每天都要面对尸体，处理、掩埋、消毒，目睹一幕幕惨烈的场景，对他们来说的确是一种极大的心理挑战。他们多数是“80后”、“90后”，我问他们害怕吗，不害怕是假的，尤其是晚上，但他们就这样每天都奋战在一线。我对战士们讲了两句话：人民利益第一，完成任务第一；视人民为父母，视灾区为家乡。必须要有这种感情，才能在困难情况下真正“上得去”，才能在这种考验下不顾个人安危。我们的部队不仅上去了，而且挺住了，这个“挺得住”，让我非常感动。

5月24日那天，我们炮兵旅汽车营排长牛玉新，带着7名党员到江油市大康镇旧县村排险。当他来到先宇顺家时，突然发生了余震。他不由分说背起双腿残疾的先宇顺往外跑。刚转移到安全地带，又听到身后传来小孩急切的哭声，他又冲进去，把小孩抱了出来。这时，右侧的危墙突然垮塌，正在集中精力搜救的上等兵冯志伟没有察觉，牛玉新猛地上前，一把将他推到安全地带，他自己却避让不及，被弹起的一根断棍刺穿左下颌，造成面部下颌骨折。经过紧急手术，才脱离生命危险。许多群众翻山越岭来到医院看他，旧县村138名群众联名签字、按手印为他写请功状。如今，这份珍贵的“请功状”被国家军事博物馆收藏。

我们还有一个叫严情勇的战士，15日那天，他所在的某装甲团受命不惜一切代价，火速上山开辟通道，转移群众。严情勇背着装满食物和药品的野战背囊，手脚并用向山顶爬行。上山要两小时，而背伤员下山要3小时。几趟下来，他双脚已血肉模糊。19日上午，已经在山路上往返了十几趟的严情勇在背着一名受伤的老人一步一滑下山时，腹部突然绞痛。他拼尽最后一点力气，轻轻将老人放在地上，捂着肚子晕了过去。紧急会诊的结果，让在场的所有人都震惊了：病人突发嵌顿性腹股沟疝引发肠移位、穿孔，如不及时手术，会危及生命。医护人员全部为这名战士流了眼泪，全部向他敬礼——因为他们十分清楚严情勇忍受了怎样的疼痛。他还只是一个19岁的孩子，竟然忍着巨大的疼痛战斗了3天3夜！每想起这一点，我都非常感动。军委徐副主席称他为“钢铁战士”，首长视察我军时，还专门接见了他。

毫不夸张地说，牛玉新、严情勇等只是我们集团军部队官兵的一个缩影。江油市大康镇旧县村党支部书记陈海兵给胡主席的信中写道：“感谢胡主席给我们派来救命的解放军！”甚至，安县黄土镇钟福村二组3个不识字的村民，还艰难地在一个作业本上写上了这样一句话：“我代表人民感谢解放军！”我觉得，这句朴素的话语，浓缩了灾区人民对我们部队至高无上的褒奖。

决战唐家山

排除堰塞湖造成的次生灾害，是这次部队抗震救灾的另一场战役，而且危险性、艰巨性比在废墟下救人还要大。

我们部队在北川救灾，和老百姓接触较多，很早就有群众向我们反映上游一带出现了管涌，并且北川上游的漩坪和禹里都被淹了。我们后来才知道，上面已经形成了一个堰塞湖。我们迅速把这一情况向军区联合指挥部做了反映。全国水利专家来勘测和“会诊”，逐渐意识到唐家山堰塞湖的巨大危险。这个堰塞坝的正面宽700多米，积水面积是3350平方公里，是这次地震生成的30多个堰塞湖中危险性最大的一个，甚至引起了国外的高度关注。怎么处理唐家山堰塞湖，当时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大坝这么大，这么宽，不会瞬间溃堤，水满自溢，不会造成太大的洪灾。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因为堰塞坝是山体滑坡堆积而成的坝，不采取措施随时会溃坝。北川离大坝只有3.5公里，祖祖辈辈生活在这里的羌族人说，赶紧把这盆水卸下来吧，要不然我们的家园全毁了。

经过专家们的反复论证，最终决定用机械在大坝上挖一个15至30米的导流槽。坝的极限高度是740米，在达到这个高水位之前，要让水先泄下来。那几天，大型机械都运到了擂鼓镇，可是没有路，上不了唐家山。后来我们租用俄罗斯大型直升机“米-26”，把大型机械从空中吊运过去。可那几天天气不好，整整一个星期，几乎天天下雨，80多台大型机械摆在擂鼓镇毫无办法。而坝上的情况又越来越危急，上游降雨1毫米，水库增长的速度是1.9米，增长得非常快，形势很危急。

当时，我们的士兵一直守在堤坝上。我们建了20个观察哨，像以前的烽火台一样，密切关注堰塞湖的水位变化。5月16日那天，当地老百姓不知从哪儿听说大坝要溃，弄得人心惶惶，大家都往城外跑。那一天，正好是胡主席来灾区视察，要在成都召开军以上干部会，我在去成都的路上听到了这个消息。我问在大坝上的部队指挥员堤坝溃了没有，回答说没有。我要求他们继续坚守，随时报告情况。当时在北川城里有很多救援队伍正在组织施救，稳定局面是头等大事，我要求我们的部队守在那里。他们不仅坚守在那里，还在当天救出了十几个人，最晚的一个幸存者是21点50分救出来的。在随时可能遭受灭顶之灾的压力下，部队还能做到这样，多不容易！

5月20日，我们动用了近4000人的部队，在地方的统一组织下，开始劝说老百姓离开家园，并拉起了警戒线，启动了疏散方案。这个工作非常难做，20多天，老百姓吃住在山上，情绪非常急躁，甚至难以控制。战士们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其实自己也面临着很大的危险。

那段时间，郭副主席经常打电话询问大坝的情况。他很明确地告诉我：地震已经死了这么多人，绝不能再死人了！一方面我们要保证救灾，另一方面又要保证救灾官兵的安全。那时我的压力很大，我们也有近2万部队在泄洪区救援，如果溃坝，几秒钟洪水就会淹过来。水库的具体情况不了解，部队的行动又事关重大，这个时候做出任何决策，都真是困难啊！

温总理对唐家山堰塞湖高度重视。为此，他两次来灾区视察。5月22日到堤坝上视察时，他把唐家山堰塞湖比喻成悬在下游群众头上的“一盆水”。我理解，总理说的不仅是悬在群众头上的“一盆水”，更是悬在党、国家和军队头上的“一盆水”。我在第四责任区担任副指挥长，责任区有海军、空军、武警和二炮等部队，我们要协调组织救援，这也是对一个军事将领综合能力的考验。

5月24日晚，指挥部决定不再等待，主动采取措施炸坝。要炸坝，但没有炸药，联合指挥部李司令员、张政委告诉我：这个任务至关重要，一定要把炸药安全运上去。

我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高炮旅。因为大部分部队已经分散到乡村救灾，他们离任务点最近。我命令他们就近集中部队。一个半小时之内，人员集中到了任家坪。当时是5月25日15点30分，我印象非常深，因为这1000人受领任务时，正好赶上“5·12”之后最大的一次高达6.4级的余震。这更加让我担心：上山原本没有路，而且泥石流不断，人员还背着雷管炸药夜间行走，堪称生死攸关。

当我到达任家坪时，那里已经聚集了很多记者，包括CNN、路透社以及香港地区的许多媒体，这说明境内外媒体都非常关注唐家山堰塞湖。另一方面，他们也非常敏感，当时我还没有讲要爆破炸坝，但很多记者都非常清楚我们的意图。

那天，我没有直接对战士进行动员，因为我担心这样会加重他们的思想负担。我只是跟团以上干部讲清任务的意义和艰苦性。其实这种动员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多余的，因为我知道他们完成任务会非常坚决，他们不会惧怕任何牺牲。所以，我更多地从技术角度讲如何完成这次任务。他们原来还想怎么“找路”，我对他们说，这次完全不同，你们要自己走出一条路。我给他们配备了超常规的通讯工具：北斗、海事卫星、电台，要求他们不管走到哪儿，每40分钟向我汇报一次。

部队没到之前，我还亲自给他们找了个向导。这个向导是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一位退伍老兵。我们原来走的路是绕擂鼓镇到唐家山，要走10个小时。而他带的这条路是从北川县城穿过，直上唐家山。我不放心，因为这个任务非同小可。如果到时间上不去，整个行动无法实施，后果将非常严重。我对向导说：“你决定着我们这次任务的成败，决定着大坝的安危，决定着党中央和国务院的决策是否能顺利进行，你到底有多少把握？”他说：“军长你放心，我19日走过，我有百分之百的把握！”我又追问：“现在余震不断，把路都震没了，而且在夜间行走，你真的能记住那条路吗？”他再一次给了我肯定的回答。于是，我让他带着先头部队走。

部队以前都是整团、整师的行动，但这一次我让他们组织突击队。我跟旅长范宏彬和政委曹军说：“不要等着大部队，1000人整整齐齐地走，这不可能。我们组成突击队，谁能往前走谁就往前赶。哪怕3吨炸药一个梯队，先上去也比等时间好。”

由于雷管和炸药必须分开运送，两者必须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几十米之内，无论打手电还是喊话，都无法确定方向，看着灯光在前面，但走几步就会迷路；听见声音，但就是找不到。所以我嘱咐他们：沿途到处都是松枝，可以用松枝做路标，几百米一个。第二个方法，可以扎红布条，在树上、在路上，写上“高炮旅”。后来，这一招果然奏效。部队行动爱打红旗，高炮旅出发时也带了红旗。为了给后面的部队带路，旅长下令把随身携带的那面“党员突击队”队旗撕成红布带作为路标。当时，很多战士舍不得下手。不过，最原始的办法也往往是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这些红布条，指引着后方的部队，包括随后的武警部队和地方老百姓顺利到达唐家山堰塞湖。

18点50分，范旅长带领160名突击队员每人背着20公斤炸药先出发，政委曹军带领840名官兵随后跟进。出发前，我对他们说：“一个也不能少地给我带回来，必须回来，都要回来！”但是坦率地说，我心里还是做好了伤亡的准备。山上本来就没有路，又下着大雨，战士们背的都是炸药和雷管，尤其是雷管，对无线电、雷雨等非常敏感，稍有不慎就会爆炸。

1000名官兵出发之后，那一天我的心情特别不好，不光是紧张，真的是担心他们。有记者要找我采访，都被我拒绝了。有一个记者非要见我，他说不是来采访我，而是要告诉我一件事。我让参谋把他带进来，他说：“你们这支部队让我很感动。”部队在装炸药时，他听到两个老兵一边装一边说话，一个说：“今天的任务很危险，我家里父母需要照顾，姐姐还有什么事情，如果我不在，你一定要替我处理好。”没有人知道那个记者的身份，他就在一旁默默地听，非常感动，眼含热泪目送这两个战士背好炸药踏上征程。

当时，军区李司令员打电话说：“我接到报告，你们的高炮旅已经开始上山了，他们一到达，你随时给我打电话！”我回答说：“估计凌晨3点到！”他说：“不管几点到，你都要第一时间报告我。”之前，我们已经组织了几次都没有上去，所以上级对我们这次行动非常关注，也寄予了很大希望。

我一直在忐忑不安中等待着他们的消息。23点20分，先头部队发来消息说：他们已经到达唐家山，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零点45分，大部队也都赶到。我考虑到路途太艰险，连夜下山风险极大，就命令他们原地休息，等天亮后再下山。于是，他们在大坝上坐了一夜。

让我欣慰的是，在这种艰难的条件下，我们无一伤亡！我后来了解到，为了避免雷管炸药爆炸，大家几乎是手脚并用在暴雨泥泞中爬行了几个小时。当时旅长跟着向导走在前面。政委对战士们说：“你们组织10个人，一定把旅长保护好，如果出问题，我找你们！”走在前面的旅长又告诉身边人：“政委在后面带着雷管，你们一定要保护好政委！”他们下来后告诉我这些细节时，我非常感动。大的任务完成之后，我们部队各级干部之间关系更密切、更团结，这是我们带部队的人非常高兴的事，这是我和刁政委始终关注的问题。

5月26日到6月1日，导流渠虽然挖好了，但流出来的水太小，出的水远远不如进的水多。最后的决策还是只有炸。后来，我们又上去130人，吊运了几十吨炸药。最后，在大坝上的全都是我们集团军的部队。昨天，水利部给国务院打报告，要给我们部队报功，这也是所有救灾部队里第一支“享受”这个待遇的队伍。

6月7日，我们又接到上级命令，派专业爆破分队和火炮分队飞赴堤坝，对导流渠里的障碍物和泄流槽入水口的大型漂浮物实施爆破和炮击。6月9日晚，我们的抢险人员勘察发现，有两个障碍严重影响泄洪流量。一是泄流槽出口一个弯部的突出石包，二是入口处水下的一栋楼房。在现场指挥的葛副总长决定连夜冒险拔掉这两颗“老虎牙”。借着微弱的星光，我们工兵团爆破分队迅速集结在泄流槽弯部的突出石包旁。由于弯部被洪流冲刷成绝壁，无法直接装填炸药，加之岩石坚硬，对装填炸药的技术要求相当高。

团参谋长商志军把绳子拴在腰上，由官兵借助河堤上的一块突出石头吊着他的身体，像滑轮一样一点点地往下移。在距岩顶5米处，他将50公斤的TNT炸药一点点往里填。在装最后一包炸药时，为了将其固定好，他险些失足落入激流，岸上的人都为他捏了一把汗。半小时后，第一颗“老虎牙”终于被炸掉。

拔第二颗“老虎牙”时，已经是23时。官兵们经过12小时的艰苦作战，已经十分疲惫。但他们根本顾不上休息，又立即派出爆破小组，乘橡皮艇从泄流口冒险前行，将50公斤炸药沉到预定位置，将淹没的建筑物炸倒。爆破后，突击队又连夜将爆破后的漂浮物清除，泄流速度明显加快，湖面水位逐渐下降。6月10日，泄流取得决定性胜利。

如果说我们在唐家山上游“排险”，那么在下游就是“避险”。

“西气东输”工程从兰州出来有3条管线到成都，埋在涪江大桥下面2到4米处，用于运送石油和天然气，是西南成品油供应的命脉线。按照测算，如果每秒水流量超过8000立方米，管线就会被冲断，重庆、成都乃至整个四川的成品油供应将只能维持3天，每天的损失将达9个亿。

为避免损失，我们做好了两种准备：一是千方百计防止管线被冲断，二是一旦被冲断实施紧急抢修。6月4日，我们从云南调来了舟桥部队。他们带来了221台专业车辆，其中包括194台漕渡门桥、12艘冲锋舟和15艘汽艇。他们对唐家山堰塞湖溃坝的抢险救援预案是，一旦溃坝他们立即关闭涪江两岸的管道闸门，待洪峰过后立即搭设浮桥，以软管和钢管接成临时输油管道，保证24小时之内恢复供油。

在这一区域，还有一个特殊的宝成铁路。涪江上游有很多电站，地震之后水面上漂着很多漂浮物和房屋废墟，有的大圆木直径达1米多，大油罐、采石船、家电等，都会冲到下游，容易撞击破坏大桥。一旦桥梁被撞断，南北交通将受到重大影响。

对此，我们没有多少经验。我们想了几个办法，一是在桥墩前面砸钢轨和三角铁，在上游四五百米拦网，能拦截多少就拦多少。不好拦的漂浮物，部队就用冲锋舟和气艇拉走。第二个方法是炮击。油罐漂下来了，我们用火箭筒击穿，让它进水后沉没。我们到处选阵地，每一个点位都配了4个火力点，天天值守射击，一共打了140多发火箭弹。这和平时的军事训练完全是两回事，对我们是一次全新的挑战。让我自豪的是，在我们的努力下，兰成渝成品油输油管道未遭损毁，洪峰抵达绵阳市郊，宝成铁路涪江大桥岿然不动。

本文节选自《三联生活周刊》2008年第24期 口述◎周小周 (成都军区驻滇某集团军军长) 主笔◎李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