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末掀起第一次办报高潮

五千年前的辽宁就有辉煌的红山文化，然而，辽宁的报业发展却滞后于我国东南沿海。

古代辽宁，契丹文、女真文、蒙古文、满文等少数民族语言都曾流行过，这些语言也都曾充当过新闻传播的工具。辽代有诏书以文书形式将皇帝的指示传达给臣民，金代的露布是一种用帛料制作的旗子，上面书写文字，每当战胜时，它就充当了传捷报的工具。明末时期有塘报用来传递军事或者政事消息，后金则沿袭了檄文和告示。

然而，这些形式都是官方的，而且受众较小。到了清代后期，辽宁地区出现了揭帖。所谓揭帖，原本是朝廷内阁的机密文件，可后来成了民间的私人启事，在社会上开始广泛使用。清末，列强入侵，软弱的清政府无法控制局势，于是，揭帖就成了人民群众反抗侵略者的武器。揭帖的受众面大，却不是报纸。

19世纪末，我国出现了第一次办报高潮，当时，鸦片战争、中日甲午战争带来的民族耻辱感，以及西方思想的传入，使得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批由早期维新思想家们发展而来的知识分子，他们深感舆论控制的重要性，也迫切需要用笔杆子救国并点醒国人，于是，中国大地上吹来了一阵办报热潮。康有为、梁启超、汪康年、严复等都是此间的积极参与者，《中外纪闻》《强学报》《时务报》《国闻报》……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然而，辽宁当时是清王朝的“龙兴之地”，长期封禁，而东北地广人稀，经济文化落后于关内。在我国第一次办报高潮来临之时，辽宁的百姓们甚至不知报纸为何物。多年后，当知识分子觉醒准备办报时，辽宁报业早已被日文、俄文等国外文字所占据。

1899年8月，沙皇俄国殖民机构关东总督府在旅顺创办了俄文《新边疆报》，这是辽宁第一家报馆，可是它并不是中国人自己办的报纸，而且据报纸收藏家魏润生说，现在也还没有找到其报纸原件。1902年，日本人在营口出版了日文《营口新闻》，辽宁出现了第一份日文报纸。此后三年，辽宁人看的报纸几乎都是日文或者俄文的，这样的局面让爱国知识分子颇感屈辱，于是，东北地区国人自办的报纸横空出世。

《东三省公报》创刊的来龙去脉

1905年，清政府被迫实行新政，废除科举，兴办学堂，全国第二次的办报热潮蔚然兴起。

当年5月，原户部尚书赵尔巽接替被解职的增祺出任掌管东北三省大权的盛京将军一职。赵尔巽是铁岭人，他曾经出任过山西、湖南两地的巡抚，对办报纸不遗余力。7月26日，赵尔巽在奉天上任，于是，他筹谋已久的东北办报计划被提上了日程。为了筹建官报馆，赵尔巽特招在日本留学的谢荫昌回国“任学务处编辑，专办《东三省公报》。 ”

1905年，风尘仆仆的谢荫昌从日本回国来到奉天，他虽然身着西服戴惯礼帽，但心里却涌动着无限的爱国热忱。他一到奉天，就开始为建报馆而奔忙。他先向赵尔巽提交了呈文和草拟的《东三省公报》简章。呈文及简章都带着深沉的危机感与责任感：

“自甲午、庚子、甲辰三大役，邻烽屡警、元气大伤，内政外交日益艰巨……奉省当痛深创巨之余，则卧薪尝胆之苦心，正宜及锋而淬，稍纵即逝。病定即酣，临崖一呼，顽奋懦起，……而具此浚之之利器、执此鼓之之利槌者，报纸是也！ ”

他充分认识到，东三省是侵略者权利视线集中的地方，而报纸是行政的关键。

赵尔巽看到呈文，深感没有看错人，立即批文准予立案。经过一番筹备，谢荫昌“招集商股八千两购机器、铅字，聘请品学兼优之主笔翻译，于省垣特设一报，名曰《东三省公报》。 ”为何称“公报”呢？谢荫昌有自己的阐释：“本报宗旨，在于普及。 ”当时东三省识字的人毕竟是少数，而这份报纸旨在打破各地的官报模式，特地用“明浅文字”乃至白话和东北方言写就，“以期家喻户晓”，所以叫“公报”。

1905年12月21日，也就是光绪卅一年十一月廿五日，《东三省公报》在奉天鼓楼南关东印书馆内破茧而出，这一天，辽宁乃至东北地区的国人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报馆，第一次看到了用铅字印刷的国人自己办的中文报纸。

这份报纸为对开八版，是隔日刊，每月十五期，全年172期，全年报价总计纹银3两。报纸有四个新闻版面，其他版面均为广告。新闻版面中有各种栏目，如宫门抄、论说、专件、本省特别新闻、东京留学界新闻、京津新闻、各省新闻、大连新闻、译件等，新闻报道内容范围很广，政治军事外交经济教育实业等都有涉及。

比较有趣的是报纸的发行办法，它仿照各地官报，由东北三省各厅州县派销，规定份数，超额完成任务的会得到奖励，完不成的会被记过。除省城由报馆向读者分送报纸外，其余省内发行全靠学务处文牍“发驿飞递”。如果驿站不小心延误递送或者丢失报纸，都得被按照遗误公文罪名惩办。

《东三省公报》一经发行，迅速风靡东北各地。那时候的记者不叫记者，其中有个别致的称呼叫“调查报告员”，而这份报纸的调查报告员中竟然还有当官的，比如该报驻黑龙江省的“特别记者”就是九品官左鸣玉。

用当时报界对《东三省公报》的一句评价概括这份报纸的意义即是：“唤醒民族之迷梦，振起社会之精神。 ”这份报纸的确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在1906年日军占领奉天之后，报纸就肩负着开拓民智、激发国人精神的重任。

1907年2月28日，《东三省公报》改名为《东三省日报》。改名后的报纸曾经被一个市井无赖赵国亭主办，他是奉天商务总会会长，曾在日俄战争中大发国难财，花钱买官。他接手报馆后，竟然把报馆改造成了衙门的形态，门上挂着黑红木棍儿，报人们都穿着不伦不类的官服，还得戴着红顶子官帽，他还为筹款而征收房捐，引起了公愤，从而被免去了会长职务。

到底谁是第一报？

以往，很多人认为《大同报》是东北国人第一报，殊不知，这是一个以讹传讹的说法。魏润生经过几年的考证，力求纠正这一错误说法。据他阐述，这个错误源于《盛京时报》。

《盛京时报》是日俄战争以后，由日本人中岛真雄于1906年10月18日在奉天出版的中文报纸。该报纸发行长达38年之久。

1929年10月的《盛京时报》第九版《别录》中，连载了署名为孙智先的文章《二十年来沈阳之报界》，该文介绍了沈阳从清末至民初20年来报业发展状况，其中当月31日是其连载的第二篇，介绍了《大同报》：

“大同报，创刊于前清光绪末年，地址在鼓楼南，翰墨轩胡同，未详谁氏发起，仅知其编辑人，为前辽宁教育厅长谢荫苍(报纸上如此写，实为谢荫昌)先生。……该报销售多时，曾达千数，以彼时之民情，有此销路诚属不易。……据闻我沈阳之报界，即以此报为开山，未详确否。 ”

孙智先也不肯定，因为他说自己当时还是垂髫儿童。但是魏润生考查了我省从清末到民初20多年间的报纸，没有发现有人创办过《大同报》。“我查阅过《盛京时报》1906年10月24日，也就是该报创刊的第二号第三版《东三省汇闻》中的一篇文章，其中就提到了《东三省公报》，可见，如果这位记者(孙智先)再认真一点，也可能会发现这个错误，就不至于出现张冠李戴的错误。 ”

可是，这个错误却一直流传了70多年后才被发现。孙智先的一个粗心之失让莫须有的《大同报》风光了好多年，也让真正光芒闪耀的《东三省公报》委屈了好多年。

报人档案

谢荫昌 (1876-1929)，号演苍，江苏武进(今常州)人，近代报人、教育家。曾于上海的 《中外日报》当编辑，1901年赴日本明治大学经济科留学。 1905年，参与创办《东三省公报》，1907年《东三省公报》改名为《东三省日报》后，他参与创办了《奉天教育杂志》。民国后，谢荫昌曾任东北教育厅长。

其人著有《演苍年谱》，1929年，谢荫昌身患胃癌离世。他病中嘱咐家人：“辽宁盖吾第二故乡，惟三十年心力所瘁之地也，吾死后，魂魄尤恋于此。吾死之后，即埋骨于是地。 ”

老报纸趣闻

百年前就有人“随手拍春天”

1906年12月14日的《东三省公报》新闻二版上，有篇关于辽河的报道：“辽河测量委员已测至铁岭之娘娘庙，由海口至该处共计土方一百二十二万余立方丈，其余俟明春开河再行测量。 ”

1907年2月13日的《盛京时报》刊登了一张名为《辽河春色》的照片，照片上水波粼粼、航船众多，可见当时辽河水运的繁忙景象。颇有点儿类似于本报现在的“随手拍春天”的意味。

百年前的福利彩票是啥样的

1906年12月14日的《东三省公报》的《大连新闻》栏目中，有则小启事《宏济彩票揭晓》，为我们展现了一百多年前的“福利彩票事业”：“宏济彩票为创立善举，……第十三次彩票二十日揭晓，一彩一万六千二百五十四号，二彩五千六百零八号，三彩一万五千八百六十八号，闻得一彩者系一木匠，二彩者系一贫妇云。 ”（张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