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0日，在国民党建党节这个意味深长的日子，政训班开班了。刘健群精心经营着这个非黄埔的力量，他也迅速赢得了几百名青年的钦赖。后来，一个叫李茂永的学员写道：“刘健群确实有其特殊的地方。与人谈话时，他态度谦和，虚心听取对方的意见；他头脑清晰，反应灵敏，对他人提出的问题，能很快作出使人比较满意的答复。在大会演讲时，他不带讲稿站着讲，所讲的话题迎合大家的心理。他声音洪亮，一讲就是一个多小时，毫无倦容……”

但，也正是这个班，使刘健群与八宝街的关系开始微妙。

一开始，冲突带着内部倾轧、“争人夺地盘”的闹剧色彩。几乎是政训班刚刚开办，革青会与革军会就先后介入，并引发了后来被谣传为导致革军会停止活动的斗殴事件；紧接着，康泽也动手了。滕杰后来谈到，刘健群曾与他商量过“如何阻止康泽介入该班人事的办法”……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33年1月，出于种种复杂动机，刘健群向几百名政训班学员下发了《贡献一点整理党的意见》。这个举动引发了八宝街的哗然舆论、汹汹声讨：梁干乔的训育组发现后，“报告总社，才制止他发”；几天后，康泽在一次干事会上强调，此举违反了“保密”、“不得有小团体活动”两大铁律，必须对刘健群进行制裁。

这份文件的许多内容，不是已纳入《生活限制条例》了吗？谁能说它不是力行社的机密呢？更何况，刘健群的这个手笔，有着异常明显的拉帮结派、试图自成一系的用心……但，对这个蒋介石的“螟蛉子”、官居总政训处长的年轻新贵，贺衷寒有心无力。当月月底，他轻轻放过了这两项可判处监禁乃至死刑的指控，仅仅将这个班改名为中央军校政训班，“以阻止刘健群势力的扩张”。

这么一来，至少在名义上，那些和黄埔八竿子扯不上什么关系的文人、大学生，也就变成了“黄埔系”。对这个自欺欺人的手笔，刘健群既深感愤懑，又不屑一顾。他依旧和几百名学员打得火热，并从此不再踏进八宝街半步……

次月，是一则政坛丑闻而不是别的什么，帮了贺衷寒的大忙。这个丑闻不仅使刘健群声名狼藉，也使蒋介石对他的印象大为改观。在这种情况下，凭借三寸不烂之舌，贺衷寒成功地放逐了刘健群。

这就是在南京被传为一时笑柄的“《抗争》事件”。远在遵义期间，刘健群就结识了有夫之妇、时为三个孩子母亲的卢葆华；这一年年初，卢葆华出走至上海，并很快和刘健群同居了。仅仅几个月后，卢葆华就发现刘健群并未与原配离婚，她深感受欺，为此写下了自传体小说《抗争》。几年后，卢葆华回忆说，“……初为青岛《平民日报》转载，继则杭州《三江日报》亦转载，天津《大公报》文副亦撰文批评。更则引起沪杭各报之讨论”……

“《抗争》事件”沸沸扬扬、喧嚣一时。更要命的是，在这部三万余字的小说里，无论刘健群的名字、履历还是现任官职，卢葆华均无所讳。在几十份报刊先后介入、市井民间议论纷纷之际，刘健群名声扫地，“新派人士斥之为伪君子，旧派人物磋叹人心不古、新进无德”。

尴尬人遭逢尴尬事。过去的大半年，刘健群擢升太快、太得蒋介石的宠信，这使南京官场对他或幸灾乐祸、或落井下石。也是1933年3月，面对众多议员、元老的纷起责问，贺衷寒的借题发挥，一生以仁义道德、“正人君子”自命的蒋介石，到底下达命令了。他免去了刘健群的本兼各职，“另有任用”；至于总政训处长职位，则由贺衷寒接任。

命令下达后，贺衷寒略感欣慰，同时怅然若失。在他看来，对这个昔日的“螟蛉子”，蒋介石还有保全之意：所谓“另有任用”，就是让刘健群率领几百名政训班嫡系，组成“华北抗日宣传总队”前往北平，并出任北平军分会政训处处长；这么一来，他不仅可以远离是非，还能以“安抚华北”、参与抗战的功劳，很快东山再起。

更要命的是，在蒋介石的这道命令里，刘健群还将接替任职未久的郑介民，执掌起力行社华北分社。

命令下达后，贺衷寒大感意外，八宝街更是群情汹涌。但他们能怎么办呢？蒋介石的决定貌似无懈可击：自从热河沦陷、华北告急，千百份报刊无不把矛头对准了张学良，“无日不见通电，无时不闻詈骂……国人皆曰可杀”；3月上旬，《中国评论家》甚至刊载了一封异常刻薄的读者来信，“应提名张氏为诺贝尔和平奖之候选人。其先失满洲、再弃热河，非伟大之和平主义者不能为也”。在这种情况下，3月7日，张学良含泪宣告下野；五天后，军政部长、刘健群的老上司何应钦接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但他离开南京时，“仅带了秘书与副官二三人”（邓元忠，《干国勋访问》）……

在这种情况下，成立一个非正式的六人小组，“襄赞何氏……而以刘健群为首”，不是很有必要吗？这六个人，除了方觉慧外，无论刘健群、桂永清、郑介民、袁齐还是干国勋，不都是力行社社员，并且都是何应钦的亲信、旧属和学生吗？国难当头，必须和衷共济，何况是自诩要“护党救国”的力行社。对这个决定，难道贺衷寒、八宝街能说出任何反对意见吗？……

命令下达后，“华北抗日宣传总队”迅速筹组着。它以刘健群为总队长，以李秉中、余洒度、陈春霖等力行社社员为大队长，共分十四个大队、五百余人。它并以宣介溪、原“布衣团”的十几个成员为骨干，以三百余名政训班学员为主体，进行公开招募、选拔。邓文仪后来谈到，3月19日，在南京韩家巷，它设立了筹备处，“政府拨每月经费二千八百元”；当月月底，“不到十日，总队组成”（《中央日报》，1933年3月29日）……

几家欢乐几家愁。也是当月月底，贺衷寒做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决定：以几百名政训班学员、“宣传总队”队员为第一个支社，成立力行社的第三级组织“中华复兴社”。与蒋介石一样，他的这个决定也貌似无懈可击：他说，拥有万余名会员的革青会必须有一个“掩护机关”；他说，几十年来，国民党最缺乏的就是社会动员能力，倘若没有数以万计的基层活动家，力行社也将无法做到这一点。他并且强调，这么一来，力行社将从滕杰时期的“精英组织”，演进而为一场声势浩大、席卷民国的群众运动。

本文摘自：《中国法西斯运动始末：蓝衣社》，作者：丁三，出版社：语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