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南北朝时代，如果一个农夫或贩夫士卒随口吟咏出一首像模像样的诗来，谁都不会觉得惊奇，就像我们所熟知的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新中国一个农民能写几句打油诗、能哼上一两段京剧样板戏一样。南北朝时代的年轻人没有人不渴望做一个诗人，渴望做一个文豪。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流行，那个时代的流行，就是诗歌，就是文学。文学是一个人身份的标志，也是迈向仕途的阶梯；那个时代造就了无数文人雅士，文人雅士也为那个时代创造了辉煌的文学。一百余年的南北文化的冲撞，为南朝诗歌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在那个时代产生中国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永明体”诗歌。研究文学史的人们认为，“永明体”为后世唐代近体诗的繁荣开创了道路。如果说“永明体”是“竟陵八友”的集体功劳实不为过，那么其中的旗手是沈约和谢朓。沈约是史学大家，也是南朝著名的大文学家，他不仅撰写了《晋书》和《宋史》这样恢弘的历史著作，他还创造了“四声八病”诗歌理论。
　　李白是谢眺的超级粉丝。后人多是从他的代表作之一《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认识谢朓。我们所知道的谢朓最有代表性的作品之一是《晚登三山还望京邑》，诗曰：
　　灞涘望长安，河阳视京县。白日丽飞甍，参差皆可见。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喧鸟覆春洲，杂英满芳甸。去矣方滞淫，怀哉罢欢宴。佳期怅何许，泪下如流霰。有情知望乡，谁能缜不变？
　　评论家们说，“余霞散成绮，澄江静如练”是谢朓所有作品中最脍炙人口的名句。
　　可以说，整个永明时代，上至帝王，下至百姓，人人都是作家，个个都是诗人，只是各有层次，高下不同。
　　南北朝文学的流行，与当时的达官显贵们尤其是帝王自身的推崇有极大的关系。南齐的第二任皇帝齐武帝不主张文人治国，但这并不妨碍他对文学的喜爱。他本身就是一个诗人，出有诗集。在他的带领下，他的几个儿子都在文学上有极高的造诣，除长子萧长懋和次子萧子良外，他的八子萧子隆，十一子萧子罕也都很有文学天赋，且都有诗集问世。萧子良的堂兄弟萧子显，则是《南齐书》的编纂者。我们没有任何根据认为这位皇帝家族中诸多成员的诗歌集是由他人代作，或自费出版的那种平庸之作。那时的达官显贵们多有“养士游谈”的嗜好，每一个达官显贵家就是一个极具规模的文人社团，全国处处是作家协会。这既是达官显贵们显示身份的需要，也是他们为抬高自己声望、扩大政治影响的一个手段。而一些以智谋著称的作家和诗人，往往并不甘心只做一个文士，他们的聚会，往往与政治有关。
　　齐武帝萧赜有二十三个儿子，在他即位不久，就立长子萧子懋为太子，除了长子，在这二十三个儿子中，齐武帝比较看重的就是次子竟陵王萧子良了。为了让这个自幼温文尔雅的儿子身上多一点孔武之气，几乎是在封长子为太子的同时，齐武帝就让萧子良做了护军将军领司徒，让他有实际的领兵权力。天地良心，齐武帝对他的二儿子应该是很器重的吧，偏偏萧子良对政治没有一点兴趣，他宁愿去做一个文学青年，而不愿去做一个丞相。但他还是利用丞相的权力，将他位于鸡笼山西邸的别墅成为文学沙龙场所。他的家里，陈列了古代的服装、兵器以及大量的图书，俨然一座历史文化博物馆，他又招纳四方文人作家汇集于他的这个私人文学沙龙，无偿地供给吃喝，为他们创造一个自由的文学空间。那些游手好闲的骚人墨客蝗虫般地扑过来。其中最有影响的是范云、沈约、谢朓、王融、萧衍、任昉、萧琛、陆倕八人，号为“竟陵八友”。“竟陵八友”一个个才华出众，被后世誉为“一代辞宗”的沈约很早就写过《晋史》和《宋书》，是当时有名的大学者；谢朓不善言谈，但他却因为山水诗的成就而与东晋时另一位诗人谢灵运并称为“大小谢”；萧衍（也即是后来的梁武帝）则是“少时学周孔，弱冠穷六经”，自然非等闲之辈；范云、王融、任昉、陆倕等也都有文集问世。
　　三国时曹丕在《典论·论文》一文中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但至少在南北朝时代，“竟陵八友”之间却不难看到相互吹捧、你唱我和的场面。如沈约说任昉“二百年来无此诗”，萧衍说谢朓的诗“三日不读，便觉口臭”。在政治上，“八友”也差不多是相互鼓励。王融说萧衍将来“宰制天下，必在其人”，而范云则预言王融“三十以内必望为公辅”，更把王融比作周召二公。“八友”中的沈约、范云、王融都先后在竟陵王府任职，其他人则时聚时散。当社会安定时，他们煮茶烹茗，吟诗作文；而当社会动荡，时局有变，他们成为竟陵王的政治谋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