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典籍里对于不说话而达意的记载很多，即使在专门记载夫子之言的《论语》中，也往往出现大段描述孔子行止的文字，今天人称之为肢体语言，以为那是沟通的一种方式，如果从这个概念去理解春秋时代孔夫子的教养宗旨，确实也涉及了一个重要的命题：孔夫子对于「不言之教」的重视，可能远远超过了言教。这是中国人讲「礼教」的本质──从辩证法的角度看去，说得越多，可能实践得越坏。
　　试举一个例子，原文出现在《论语‧乡党第十》，翻成今天的大白话来读，是这样的：孔子进诸侯的的大门时，总是低着头、弯着身子，好像那公门容不下他似的。他不会站立在门的中间，也不会踩踏门坎。经过国君所站立的位置，一定将表情变得严肃、庄敬，两只脚非常缓慢谨慎，即使说话，也好像没有一定要把话说完的意思。登上厅堂时，他会牵起衣角，敛身屏气，犹如暂时停止了呼吸。离开厅堂下台阶的时候，脸色会恢复得舒缓一些，显露出和悦的神情。下了台阶之后，就疾步趋走，像展开翅膀的鸟儿。
　　在这里，《论语》作者发挥了相当细腻的修辞技巧，他并没有解释：觐见诸侯应该具备一种甚么样的心态，也就是说，在孔夫子的教育里，从未试图将面见高位者的恭敬「内化」成一种思想论述。在「礼」的层次上，我们只知道孔夫子面见诸侯所示范的是肢体语言的身教──千万别套用那句说：「身教重于言教」，不！在这里，只有身教而没有言教的意思是最有趣的；孔夫子并未说明、分析、以及透过任何抽象化的论述来发明「礼」的深刻化的意义，「礼」的深度就在表面，就在实践，不必消耗语言去加以文饰、铺陈。
　　同样在《论语‧乡党第十》还有另一段文字，描述孔夫子代表国君聘使于邻国的过程：孔夫子手执国君的圭玉到邻国执行聘问，一定收束他的身体（按：据说孔夫子本人体格魁伟，身高应在今日的六尺数吋以上），好像不胜负担其任务一般。执圭的姿势，举到最高处像是在作揖；压到最低处，像是在接受他人给予物品一般，战战兢兢，面色敬肃，脚步迈得很小，好像沿着一定的动线前进似的。直等献过了玉，才透露出舒缓的容貌；即使是以私礼面见君侯，也要等整个会面结束之后，才会显示愉悦的神情。
　　这一段文字更清楚地覆按了孔夫子之实践尊重上位者之礼，仍然只是外显而非内化的──尽管「诚于中」，也仅只「形于外」，而不必「托于言」。
　　不说，在中国人的哲学里深具意义。反倒是汉宋小儒皓首穷经、治丝愈棼地去发扬、去阐释，为单纯而诚恳的「礼」的本质非但增添了许多行为上的繁文缛节，甚至还流于思辨的锱铢细较，事实上，关于「礼」的诸多探讨恰恰在于「礼」不能被（诸侯以迄卿士大夫阶级）广泛而有效地实践，而不得不乞灵于论述，这是相当无奈的事。
　　即使非关乎「礼」这么庞大的题目，就庶野生活的普通面向而言，以肢体和表情来达意、甚至达成某种深刻的沟通目的的情形，在先秦时代也已相当普遍。《史记‧卷八十六‧刺客列传》里有一段记载，说到荆轲八方游历，来到榆次这个地方，和当时的大剑客盖聂讨论剑术。司马迁并没有明说：日后荆轲苦等不来共襄刺秦大举的帮手是否即为盖聂，可是盖聂「神龙见首不见尾」的一个亮相以足令人惊艳：「盖聂愤怒了，眼睛盯着他──荆轲便走开了。」而且此后盖聂两度向在地人宣称：「吾目之！」、「吾曩者目摄之！」──「我用眼神赶走了荆轲！」用近年来小流氓之间的通用语来说，就是：「我瞄死他！」显然即使是只有两个人心会神知的细微表情，也足以象征相当繁富的人际关系和寓意。
　　楚汉相争的时候，那一场鸿门之宴名震千古。屠狗辈樊哙以一盾一剑为刘邦解围，《史记》是这样描述的：「樊哙用盾牌掩护身体，冲撞了卫兵，进入大帐，向西而立，正对着项羽。他睁圆了双眼，怒视着对方，头发竖了起来，眼角也睁裂了。」稍后，樊哙还用盾和剑切吃了一整只项羽赏赐的生猪腿！直到这一刻，樊哙才开口发表了关于时局的长篇大论，他对项羽的震慑，不在演说的内容，而在于之前的一语不发。
　　同样是在这场宴会里，关键的戏剧性张力也在于饱含杀机的肢体动作──项羽的谋士范增屡次以眼色示意项羽杀刘邦，并三度举起腰间所佩带的玉玦，希望项羽能果断以「决之」；然而项羽「默然不应」；他当然不是没看见，明明看见了却装没看见，也清清楚楚地表达了项羽的心意：他毕竟是个爱才好奇之人，也毕竟因为好奇爱才而有所不忍，终于放走了顽强的对手，伏下多年后的杀身殒业之祸。我们很难想象：如果要运用一般性的对话，司马迁该如何表达这种悲剧英雄的性格里千回百折的层次。
　　即使是大量采撷、集藏时人话语的书籍如《世说新语》者，也有相当多的篇幅是揄扬不说话的风采和神韵。我特别记得在〈容止卷十四〉里，有一则记载长史王蒙在担任中书侍郎时过访其同僚的情景──当时大积雪，迎接王蒙的是他的同宗王洽、看见他从门外下车步行，赞叹道：「他根本不像是这个世界上的人呀！」在这里，我们只能凭借想象：雪地飘风之中，有那么一个须髯纷披，裾袂飘摇的「神仙中人」，在一片银白色的雪地里萧然而行，只是短短的一程步行，却令人有神仙之想，可见姿采清韶了。
　　肢体语言也包含了肢体之不语言，这是人生修养境界之极致。在《世说新语‧雅量第六》中有不少异曲同工的记载，值得回味。一般人耳熟能详的是谢安，他在与人围碁的时候闻知淮上战报：谢玄打赢了淝水之战，看完了信，他默然无言，慢慢地回到碁局前面，直到对弈的客人问起军情，谢安才不疾不徐地说：「小儿辈大破贼。」且「意色举止，不异于常」。
　　还有一则说的是三国时代的美男子文学家、〈乐毅论〉的作者夏侯玄，有一次他倚着屋柱写文章，当时正逢大雨，一个焦雷劈下，打坏了柱子，连他身上的衣服都烧焦了。但是夏侯玄神色不变，写作如故，而当时站在稍远处的宾客和仆人却都一个个东倒西歪、站不住脚了。
　　古人的风度如此。关键在本文中所罗列的这些人物都在特定范畴的人生问题上尽可能不利用或不浪费语言──不言或寡言，可能具备表达真意的价值。比起我们这些尽情消耗言论自由的现代人来，古者似乎较为贵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