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故里、儒家文化发源地山东曲阜将建设一座名为圣三一的基督教堂，原本是要促进宗教和谐，但如今却引发儒家学者、社团、网站震惊和忧虑，他们呼吁政府尊重中华文化圣地，立即停建该基督教堂。
　　据报道，2010年7月27日，第一座曲阜基督教堂“圣三一国际礼拜堂”奠基，预期两年内建成。新华社报道，据曲阜市宗教部门日前向记者介绍，教堂选址在距离山东曲阜孔庙3公里的鲁城街道办事处于庄村，于今年7月奠基，用以改善当地基督信徒活动条件。记者在一份设计图纸中看到，圣三一教堂占地4亩，高41.7米，是典型的哥特式建筑。
　　“这可以说是曲阜历史上首座真正意义的基督教堂。”曲阜市基督教会主任丰宗洁教师说。
　　据丰宗洁介绍，曲阜现有基督教信徒近万人，目前除了各区镇的聚会点之外，主要聚会场所是位于市区火车站附近的曲阜基督教堂。“由于只能容纳七八百人，受场地限制，还无法开展许多活动。”
　　孔子第75代孙、孔祥玲牧师则说，曲阜在中国地位特殊，有“东方圣城”的美誉。虽然这是中国一项改善基层宗教活动条件的举动，但对于基督教信徒来讲，在曲阜建立起代表西方基督教文明的建筑，意义非凡。
　　今年9月，首届尼山世界文明论坛也在曲阜举行，在中国首开儒家与基督教文明对话的先河。新华社报道，美国天普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麦泰伦说，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明和以耶稣为代表的基督教文明都对人类文明建设有益，无论是关注人与人的关系，还是人与神的关系，最终都要走向和谐。
　　但是，12月22日，武汉大学国学院院长郭齐勇、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祥龙、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林安梧、贵州大学中国文化书院院长张新民、儒家民间学者蒋庆、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教授颜炳罡、陕西师范大学儒学－儒教研究所所长韩星、《原道》主编，首都师范大学儒教研究中心主任陈明、中国人民大学非盈利组织研究所所长康晓光、济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赵宗来等十位学者联署发起公开信，要求从曲阜到中央四级政府“尊重中华文化圣地，停建曲阜耶教教堂”。
　　他们草拟的这封得到国际儒学大会、国际孔教大会等十家社团支持，并由中国儒教网、儒教复兴论坛等十家网站联合发布。
　　公开信说，孔子是中华文化之象征，曲阜是儒教文明之圣地，三孔（孔庙、孔林、孔府）是中国五千年文化命脉与道统象征之所在，亿万海内外炎黄子孙心理情感与精神寄托之所系，并为东亚各国政要与民众文化朝圣之所宗。
　　公开信称，在三孔之地建造基督教大教堂，无疑唐突中华文化圣地，伤害儒家文化信众情感，有违海内外炎黄子孙心愿，不合建设“中华文化标志城”和“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初衷。
　　题为《关于曲阜建造耶教大教堂的意见书》的公开信还强调，“鉴于在中华文化圣地修建耶教大教堂问题的敏感性、复杂性以及可能由此引发的激烈争议，因此建议立即停建曲阜耶教教堂”。
　　而且，如果该、教堂建设地点仍选在曲阜附近，或仍在济宁市范围内，它当满足五个条件，其中之一是该耶教堂不宜在“三孔”、“三孟”（孟府、孟庙、孟林）以及周公庙视线范围内，至少须在孔庙、孟庙以及周公庙50华里以外。
　　同时，教堂高度不宜为40余米，不宜超过孔庙、孟庙大成殿的高度；教堂规模不可容众3000人。因为如此设计规模即使纯属巧合，也难免给人带来该耶教堂欲比拟孔圣有弟子3000人的印象或联想，有文化侮辱的含义。公开信也要求教堂不宜建成中国最大的耶教堂。否则，会被人误解为该耶教堂是在比肩中国最大的孔庙即曲阜孔庙，有宗教对抗的意图；该教堂建筑风格只能为中国传统建筑风格，或至少为现代建筑风格，而不宜为哥德式风格。
　　否则，此种风格不仅与曲阜中华文化圣地性质极不协调，也与曲阜乃至济宁市传统建筑风格极不协调。其实，这座教堂早于今年7月27日就已奠基动工，该教堂并已筹建多年，曲阜的基督教会在2001年就得到了政府划拨的土地和土地使用证。这意味着：教堂建设依法而进，程序和手续合法；政府部门就此项目完成了一系列论证与监管工作，所产生的结果具有法定效力；在当地，没有因此项目而被侵权、被伤害的具体权利的主张者。
　　近几年来，中国在近90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280所孔子学院。中国教会也有了很大发展，截至2009年，各类宗教活动场所共约13万处。基督教徒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70余万人，增加到目前官方宣布的2300多万人。中国基督教会累计印刷发行《圣经》超过了1亿册，2008年以来，《圣经》的印刷发行数量每年都超过了800万册，成为世界上年印刷《圣经》最多的教会之一。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也是历经风雨，1950年7月，中国基督教界吴耀宗等人联名发表“三自宣言”，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号召教会“自治、自养、自传”。自治，指教会内部事务独立于国外宗教团体之外；自养，指教会的经济事务独立于政府财政和国外宗教团体之外，但由政府拨付基本工资和费用，亦有教徒捐献；自传，指完全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传教和由本国教会的传道人负责解释教义，不准在教堂外传教。
　　1954年7月，中国基督教第一届全国会议召开，正式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提出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团结全国基督徒，热爱祖国，遵守国家法令，坚持自治、自养、自传，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
　　1958年，我国曾将各种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集中起来实行“联合礼拜”，但效果并不明显。文化大革命时期，我国基督教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大批教堂被拆被毁或者被侵占，大批教徒遭到抓捕或迫害，所有公开的聚会敬拜活动都被迫停止。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普遍存在信仰缺失的危机，对基督教来说，这是一片肥沃的传播福音的土壤。就在口喊理想的官员疯狂贪腐之时，就在道士忙着养生敛财之时，就在国学孔学与政治联姻之时，并不受官方待见的基督教在我国城乡的影响却日渐深远。这一切都归功于毛泽东时代，毛泽东将一切宗教信仰迷信四旧扫荡得干干净净，为基督教在中国的复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在这样一个信仰饥渴的时代，上帝的无形之手，给中国人铺就了一条通往天国的路----这是一条洗涮罪恶的路，这是一条寻找灵魂的路，这是一条走向希望的路，这是一条走向永生的路。
　　中国今天除了三自教会，还有无以计数的基督徒，在没有合法登记的场所聚会敬拜。这些没有登记的宗教场所被中国人称为“家庭教会”，西方也称之为“地下教会”。由于家庭教会的自发性质，一直没有得到政府的认可，不能向政府进行相关的登记备案，因而常常受到各种刁难、恐吓和打压，甚至迫害。虽然我党都是无神论者，但宗教信仰自由早就被写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之中，这就是说，公民选择信仰基督教本身将受到宪法的尊重和保护。
　　然而，在宪法之下，政府又颁布了《宗教事务管理条例》，明确规定任何宗教活动只能在政府登记批准的宗教场所进行，否则被视为非法。这意味着，我国有无以计数的基督徒每周都在参加非法聚会，只不过政府默认了这种聚会形式。家庭教会的存在，一方面是因为“三自”教会教堂太少，仅以北京和上海为例，解放前这两个城市各有大型教堂几百家，现在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十家，远远不能满足信徒聚会的需求和出行的便利。另一方面，基督徒奉行政教分离的原则，几乎所有的基督徒都相信，这个世界是上帝所创造的也在上帝掌管之中，惟有上帝才能改变世界，也才能影响并改变人心！
　　中国究竟有多少人信仰耶稣基督？今年8月11日，中国社科院打破沉默，发布了立场鲜明的《宗教蓝皮书》，称我国现有基督徒2305万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8%。如果从传教士马礼逊踏上澳门码头的那一天算起，两百多年后的今天，中国究竟有多少基督徒，似乎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官方的数字向来都很谨慎，而民间的数字向来又很乐观。民间保守估计，中国基督徒人数已经超过了8000万，甚至超过了一亿。人们普遍认为，中国家庭教会的人数要数倍于官方三自教会。然而中国究竟有多少人信仰耶稣基督？并没有一个真正令世人信服的数字。而真正准确的数字也许只有上帝才知道！但可以肯定，中国基督徒的队伍在新中国建立以来发展速度是惊人的。
　　基督信仰为什么会对中国产生巨大的影响？改革开放以来，这种信仰绝不是以枪炮为后盾在中国发展起来的，而是润物细无声，那些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成长起来的传道人正一个村庄，一个乡镇，一个城市地在奔走中国大地，撒播着福音的种子。这样的大使命，中国本土的理想、佛教、道教和儒教为什么没有做到？后者都有强大的政权力量或有上千年扎根中国本土的历史。
　　有人说，今天的中国，最普遍的信仰是权力和财富。是的，现代奢侈泛滥的物质生活，掩盖不了摆在我们面前的信仰危机。“国家无信仰则亡，民族无信仰则衰，社会无信仰则乱，大学无信仰则烂，教授无信仰则堕，人无信仰则躁，家庭无信仰则变……”这样的言论看似危言耸听，但事实上，信仰问题已经引起中国人的广泛思考被当今社会所关注。连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也能平心静气座下来，学习和讨论宗教信仰与社会和谐的关系，连温总理也在写下仰望天空的诗句，可见信仰在中国社会中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东亚地区的日本、韩国、中国都曾有过迫害或排挤基督教的历史，韩国和日本比素有包容之心的中华民族在排挤外教方面做得更为偏激和彻底，而当时也正是日本和韩国社会制度僵化、文化保守、经济落后的黑暗时期，今天这两个国家从社会制度到科技，和西方己经没什么差别，各种宗教自由传播，两国并没有因此丧失民族性，在许多方面其实比中国民族性保存得更为纯粹。
　　从基督教在全球传播的历史和现状来说，基督徒人数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正从历史上的欧洲（十八世纪以前）和北美（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转向亚洲非洲南美等地（二十世纪和廿一世纪）。从绝对人数和增长的速度来说，亚洲的中国、韩国已经成为或者在不远的将来将成为“基督教大国”。
　　所谓“基督教大国”应该以宗教信仰自由为基础，绝不应该有任何政教合一的成分。基督教信仰归根到底是个人的信仰，是关乎个体生命的信仰。“凯撒的归凯撒，上帝的归上帝”。基督教信仰，尤其是宗教改革后的新教信仰，是“入世”的，在历史上对西方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产生了巨大又深远的影响，基督信仰在未来能不能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产生积极正面的影响，其实比基督徒人数的多少更值得中国人关注和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