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经风水网 风水为何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和敏感话题？

专家从多角度与视野理解“风水”

 

《辞海》：“【风水】也叫'堪舆'。旧中国的一种迷信。”

《辞源》：“【风水】指宅地或坟地的地势、方向等。旧时迷信，据以附会人事吉凶祸福。”

《现代汉语词典》修订本：“【风水】指住宅基地、坟地等的地理形势，如地脉、山水的方向等。迷信的人认为风水好坏可以影响其家族、子孙的盛衰吉凶。”

从以上工具书中对“风水”下的定义可以看出，“风水”在当代中国还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话题。我们无意于卷入纷争，但是我们与读者一样，想知道“风水”到底是什么。在制作本专辑的过程中，我们发现当前中国有着关于“风水”的种种理论与见解，为了做到客观，我们决定让各种观点同时登场，从而为读者提供了解“风水”的多种角度与视野。我们希望，读者能从这里开始，依靠自己的判断力，在我们所提供的文字和图片当中逐渐形成自己对风水的理解。

风水为何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和敏感话题？

南京大学欲办“风水班”的消息，使风水一时成为人们争议的焦点。

韩增禄（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文化研究所教授）

国内媒体对风水的关注是从2004年9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的首届中国建筑风水文化论坛开始的。2005年9月南京大学欲办“风水班”的消息，使风水一时成为人们争议的焦点。实际上，中国人对风水的研究与应用从来没有间断过。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国就出了不少有关风水的书，其中包括博士论文和研究课题。近二十年，国外关注中国风水的人也更多了。从大的背景看，西方工业化时代依靠科学技术带来了社会的发展和繁荣，但其负面效应，如环境、能源等问题也引起了人们的思考，人类面临的许多问题好像单靠西方文明是无力解决的。于是人们开始寻找出路，并似乎从东方文化包括风水文化中找到了一些启示。

风水同易经、中医一样已经逐渐走进美国人的世界。

梁 雪（天津大学建筑学院教授）

在美国最初的一段时间，我总是忍不住为同一个发现感到惊讶：书店中竟有那么多的风水书。上网查阅美国国会图书馆的藏书，发现与风水相关的图书达500余种，其中，英文版的比中文版的还多。慢慢翻阅下来，发现那些用英文写的书较多地涉及到如何应用这种古老的东方理念为现代生活服务的问题。看来，风水同易经、中医一样,已经逐渐走进美国人的世界。

我曾将美国国会图书馆馆藏近30年出版的风水书数量按年份画了一张曲线表，发现了各时期的起伏变化。可以说，2000年出现的高峰（38本）远远超出上世纪90年代的高峰（26本）和80年代的高峰（25本）。最近几年，美国以风水为主题的读物依然保持每年20种上下的出版频率。如果东西方的人们对同一问题保持了30年的研究热情（不包括中国古代的研究），而且这个热情越来越高涨，那么，这个问题已经具有学术或社会学上的普遍意义了。

中国社会内部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为风水热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于希贤（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牐

风水在中国“热”起来的原因要与世界文化的浪潮结合起来考虑。第一次世界文化的浪潮是西学东渐。当时的人们认为，凡是西方的东西就是好的，凡是东方的文化就是落后的。那时候，包括中医在内的中国古代学术文化都遭到了压制。现在，正是第二次世界文化浪潮兴起之时，人们发现西方理性的思维不能解决人类所面临的所有问题，必须从东方的文化中寻找智慧。所谓东方的智慧就是一种非理性的思维方式，寻求构造天地人和谐的社会，而这正是风水的本质。因此，国外率先出现了研究风水的热潮，这股热潮先传到了日本、韩国，然后传入中国。与此同时，中国社会内部的经济与文化的发展也为风水热的兴起准备了条件。

风水热的出现有多重原因。

刘沛林（湖南省人居环境学重点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我认为现在风水热的兴起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因为环境问题的恶化引起人们对各种“人地关系”理论与学说的再审视，人们希望从传统的思想、意识和知识体系中寻求帮助和启迪，渴望得到某些有所教益的东西；二是现代社会存在着较多的心理需求，现代生活带给人们快节奏的同时也带给人们精神上的疲惫，许多人把对风水的了解作为精神生活的调节或补充；三是由于社会的包容性越来越强，文化的多样性得到越来越多的尊重，文化的选择权利得到进一步的保障，各种民俗民间文化得到彰显。

风水在数十年的历史失忆后，会面临被再次误解。

蔡 伟（《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风水之所以现在有某种“热”度，可能更多的是因为此前的“冷”。从“五四”运动以来，中国许多传统学术在国家遭受西方列强侵辱的时代背景下，连带着被冷落。很长一段时间，凡是和当时西方科学技术相抵触的中国传统学术，往往受到轻视和否定，甚至被简单地扣上封建迷信的帽子而打入冷宫。只要看看中医这个在今天已经被正式认可的中国传统文化在当时被政府甚至知识精英否定的境遇，就不难想象风水术会受到怎样的鄙视。

风水术在过去数千年的中国，其运用本是一件普遍而自然的事情。它被人为地排斥出社会生活数十年而造成历史失忆，这将导致风水理念被重新发掘出来后会被再次误解。迷信也往往产生于对传统文化肤浅的理解或是误解。这种情形在古代又何尝少见！

相信没有上帝的人可以是科学家，相信需要上帝的人同样可以是科学家。

俞孔坚（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

现在有些人谈风水色变，这本身就不是一种科学的态度，它不但不能揭示风水的本质，反而使之变得更加神秘。一方面，许多人打着科学的旗帜，动辄给谈风水的人扣上“反科学”、“伪科学”的大帽，这使许多专家学者不敢去谈风水，生怕被人带上帽子，毁了自己的学术名誉，这是“文化大革命”的遗毒。既然我们可以大谈上帝和基督、大谈非洲原始部落的巫术、大谈少数民族的宗教仪式，为什么对风水讳莫如深呢？另一方面，许多学者装神弄鬼，把一些本来就不是科学范畴的文化现象抬举为现代科学，或认为“现代科学解释不了”，或在风水中附会现代科学的内容，以说明我们的先民是如何高明、如何深不可测，以至于认为风水说比现代科学还要高深，这同样是荒诞的。在我看来，只要从人类的进化历程、文化的生态经验以及现代人的功利意义三方面入手，风水并不是什么解释不了的事。相信没有上帝的人可以是科学家，相信需要上帝的人也同样可以是科学家。

风水背景知识：

“风水”理论的源流和发展

“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这段话出自晋人郭璞所著的《葬书》，这是“风水”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郭璞简明扼要地说明了“风水”理论的根本：以“生气”为核心，以藏风、得水为条件，以寻求一个理想的墓葬环境为着眼点，以福荫子孙为最终目的。对于如何界定风水的好坏，郭璞的观点是：“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后世风水师们的主要工作，便是寻求能够藏风、得水、具有生气的吉地，用于安葬或是修建住宅，以便人们的发展繁衍。

然而中国数千年的“风水”观念却并非从晋代才突然产生。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的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墓葬中，一具尸骨的左右两旁赫然出现了用蚌壳砌筑的、图案极为清晰的“青龙”、“白虎”图形。有学者认为，这两个图形是古人对于天上星象在地上投影的理解，这与后世的“左青龙、右白虎”的风水概念隐隐相合。

到了风水术大肆张扬的魏晋南北朝，管、郭璞这样的风水宗师开始逐步完善过去有关风水的理念，并将其上升为一种理论。唐末，风水大师杨筠松、卜则巍流落江西，其后世子弟逐渐形成了“形势宗”的风水派别。而“理气宗”开始时流传于福建，宋朝有位风水大师王推行其说，遂形成了另一大风水派别。

“形势宗”又称赣派、形法派、峦头派。该派学说注重在山川形势的空间形象上达到天地人合一。“理气宗”又称闽派、宗庙派、理法派。他们注重在时间序列上达到天地人合一，其考虑的因素有阴阳五行、干支生肖、四时五方、八卦九风、三元运气等。

形法主要为择址选形之用，理法则偏重于确定室内外的方位格局。对于旷野、山谷之宅，因其与周围自然地理环境关系密切，故多注重形法；而对于井邑之宅，由于其受外部环境的限制，所以常常形法、理法并用。但无论“形势宗”还是“理气宗”，都遵循天地人合一、阴阳平衡、五行相生相克这三大基本原则。

原始出处：《中国国家地理》撰文/蔡伟

讲究风水是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

风水意识不是中国人所独有，任何一个民族和文化都有，这种文化现象统称占地术。

俞孔坚(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

风水意识不是中国人所独有，任何一个民族和文化都有，只不过由于生活环境不同、语言不同、生活方式不同，而有不同的表达方式而已。这种文化现象统称占地术（Geomancy）。无论是埃及法老王的陵墓选址、还是玛雅文化中金字塔的方位、还是美洲印第安人的蛰居洞穴的选择，人类都有类似的环境解释和操作模式，都旨在茫茫的大地上给自己定位，以便建立起和谐的“天地－人－神”的关系。

中国具有世界上最悠久的农业文明，中国文化与土地具有最紧密的联系，因此，中国的风水带有更加浓重的土地及其上的自然关系的烙印，因而更强调“风”和“水”这两种对农耕生产生活最关键的自然过程；也正因为农耕文明对土地的依赖和对庇护环境的需要，“桃花源”才成为中国文化中的理想风水。

风水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民间民俗文化。

刘沛林（湖南省人居环境学重点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从根本上来讲，风水是中国独有的文化。它发端于新石器时代先民的聚落选址，见载于殷代甲骨文中的“卜宅”，史载于《周易》中的“地理”，见名称于晋代郭璞托名编著的《葬书》，兴盛于隋唐时期，明清时期达到鼎盛。比较公认的说法是风水发源于黄土高原的早期窑洞地区，之后逐渐向全国传播，并在唐代后期开始传播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往后再传播到东南亚各国。19世纪通过传教士传往英国等西方国家。应该说，风水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民间民俗文化，汉文化圈国家和地区都受到了风水文化的影响。

“风水”是中国独特的景观评价系统，是以《易经》中的哲学思想作为骨架的。

于希贤（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

“风水”是中国独特的景观评价系统，是以《易经》中的哲学思想作为骨架的。在阴阳五行的理论基础上，风水说发展了天、地、生、人系统的有机循环观念，主张“天人合一”、“天人感应”。所以，古人在选择与布建生活环境时，总是要把城市、村落、住宅等与天象结合起来，“法天象地”以求“天助”，使人和周围的自然地理环境、气候、天象等形成协和互助的关系，从而达到“天人合一”的境地。

与此相应，西方也出现了景观规划学，我在多年的实践中发现，这两种研究方法截然不同的理论往往却能殊路同归。河南新乡县曾邀请北京大学城市规划专业的十几位师生为县城选择一个新的城址，县政府特地请我用“风水”的方法也来为他们选址。当其他师生用西方城市规划的方法进行统计、列表和计算的时候，我则请县长把该县历史上出劳模最多、长寿的人最多、粮食亩产最高、祥瑞记载最多的地方指给我看，并且带我到现场走一走。半天下来，我就提出了迁址方案。后来，那十几位师生用了半个月的时间所确定的新县址与我的方案不谋而合。这样的事例还有很多。

风水包含了什么内容？

风水意识是建立在生物基因与文化基因上的景观吉凶感应。

俞孔坚(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

风水是中国文化对不确定环境的适应方式，一种景观认知模式，包括对环境的解释系统和趋吉避凶的操作系统。其深层的环境吉凶感应源于人类漫长生物进化过程中的生存经验和中华民族文化发展过程中的生态经验。前者通过生物基因遗传下来，后者则通过文化的“基因”而积淀下来。这种生物与文化基因上的景观吉凶感应，构成了风水的深层结构；中国传统哲学、天文地理的观测与罗盘操作技术，以及中国的民间信仰这三者构成了风水的表层结构，它系统地曲解了风水意识（指上述景观吉凶意识）。作为表层结构的风水解释系统并不能完全反映景观的现实功利意义，因而使风水带有很大的神秘性和虚幻性。风水源于济世救民，而最终沦为部分人谋财害命的骗术，这两者必须区别对待。

那些邪凶死祸与镇胜驱防的“说”和“术”是风水文化的代表性内容，它们并不是科学。

唐晓峰（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我认为风水是中国古代的一种围绕住宅环境（古人事死如事生，包括了死人的墓与活人的宅，称阴宅、阳宅）问题而形成的一种文化，是一种风俗，一种信仰，但不是科学。背风向阳一类的说法的确有道理，但这类道理不是风水理论的专门贡献，这类道理在日常经验中早已普遍存在，不必请风水师来讲。动物选择巢穴也会背风向阳。风水文化的独特之处在那些神秘的邪凶死祸与镇胜驱防的“说”和“术”，这些是风水文化的代表性的内容，它们并不是科学。

风水是一种具有神秘色彩、朴素思想、浓厚迷信成分、少许合理因素的经验积淀。

侯甬坚（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我同意王玉德先生在《古代风水术注评》一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1992年）中的看法：“风水是一种传统文化现象，一种择吉避凶的术数，一种广泛流传的民俗，一种有关环境与人的学问，一种有关阳宅与阴宅的理论与实践的系统，一种具有神秘色彩、朴素思想、浓厚迷信成分、少许合理因素的经验积淀。”

风水既没有形成过一种完整的哲学体系，也并非全然是装神弄鬼的歪理学说。

蔡 伟（《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风水在中国古代被称为“术”。它既没有形成过一种完整的哲学体系，也并非现代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全然是装神弄鬼的歪理学说。风水可以说是一种解释和处理人和自然之间关系的质朴的理念，它今天之所以常常让人产生一种“神秘”感，可能是因为风水术中的有些理论有唯心论和附会的一面，表述的言辞过于玄虚。不过风水术在如何对待人和自然、如何处理人和建筑的关系方面，其实包含了许多符合现代环境学、建筑美学和景观学理论的地方。可以说，风水术中科学和非科学的成分是同时并存的，而稍稍放开眼界就可以发现，良莠并存的现象何尝是风水术独有的专利？

风水是一门关于选择环境的学问。

刘沛林（湖南省人居环境学重点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我认为，风水是古代中国人在长期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形成的一门关于选择环境的学问，其根本的目标是追求对人生发展有利的生产生活环境，风水的环境模式实际上表现为一种理想的生态模式，作为一种环境观，风水对中国古代民居、村落和城市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古天文学、古地理学和人体科学是风水学的三大科学支柱。

亢 亮（中国易学堪舆研究院院长）

我认为《周易》原理应用在环境地理学上，在宇宙全息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环境优选和时空优选，就形成了中国的风水学。古天文学、古地理学和人体科学是风水学的三大科学支柱，天地人合一是风水学的最高原则。古代中国人认为，天地人是一体的、全息的，天上所具有的，人间必然也有，地下同理。这种观念成为5000多年来中华民族思维的基本源头和文化基因，也贯穿在风水学的发展过程中。

风水中科学的成分已经很少了

徐苹芳（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

风水是中国的名词，外国有没有我不知道。大概自从有了人类，就有了“风水”的意识，其实就是人类在选择住址时慢慢积累的经验，比如古人半地穴式住房的门多开在西南方，就是为了最长时间地利用日光，那就是风水的萌芽。至于把对自然的体会神秘化、迷信的色彩越来越多、跟自然规律结合得越来越少则是东汉以后的事情了。发展到现在，风水中科学的成分已经很少了。

能不能厘清风水中科学、神秘和迷信的成分？

风水思维是关联思维，不讲逻辑环节的严密链接，把推理解释的中间过程置于神秘之中。

唐晓峰（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讲道理并不等于讲科学，科学是一种特殊的道理，科学讲求实验证据与逻辑推理。中国古代流行一种讲道理的方式，有学者称为关联思维，主要用类比、比喻的方法。例如用太阳比喻皇上，用季节比喻心情，以蝙蝠、梅花鹿的谐音比喻“福”、“禄”，用反光的镜子反“邪气”。作为一种文化，这些比喻很有意思，但显然不是科学思维。风水思维也是关联性思维，不讲逻辑环节的严密链接，把推理解释的中间过程置于神秘之中。风水道理自身的神秘性与人们对于神秘性的好奇与畏惧，是风水文化存在与流传的基础。风水是一种文化现象，作用的层面在文化心理。文化心理不能等同于客观世界。

现在，由于种种原因，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产生了一种新的信赖与欣赏，风水文化因此在某个范围内又开始流行。作为一种风俗、文化，只要不导致少女沉河、童子贡献、邻里相仇之类的丑恶事，也并无大碍。而且，作为一种文化装饰，摆上一缸金鱼，修起一座宝塔，也另有趣味。关键是，功能是功能，文化是文化，不要把两者混淆了。有了金鱼、宝塔，大家还得照样苦干。

用当代科学去肯定或批判风水是荒唐的，因为那根本就是前科学时代的产物。

俞孔坚(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

风水的可珍惜之处在于其承载了人类和华夏先民关于自然灾难的认知及适应方式和理想的景观模式，风水说的荒谬来源于中国古代哲学（特别是唯气论）的荒谬；用当代科学去肯定或批判风水，则同样是荒唐的，因为那根本就是前科学时代的产物，是前科学时代的文化现象，根本就与科学两回事。

区分风水中科学、神秘与迷信的成分是没有意义的。

于希贤(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

首先，我认为西方的科学与中国的风水运用的是两套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区分风水中科学、神秘与迷信的成分是没有意义的。其次，如果一定要区分的话，我认为风水中包含了能被现代科学解释的成分、完全错误的成分（可以称之为“迷信”）以及现在还不能下结论是真理还是谬误的成分（可以称之为“神秘”）。比如《葬书》中就有关于水汽循环的理论，与现代地理学中论述大气循环的理论相当，这部分就是所谓科学的成分；风水学中“五音图宅说”（指依照人的姓氏选择住房）是错误的，早就被人批过；而“福荫反气说”（指阴宅对后代有影响）直到现在也没有人能对它的正确与否下结论，因此属于不可知的成分。不论怎样，风水的本质是追求人与人、人与环境、环境与环境的和谐，我研究风水就是要找到这种和谐。

风水中科学的、神秘的、迷信的成分是可以区分开来的。

刘沛林（湖南省人居环境学重点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首先要搞清的是，风水归根结底是古代中国人一门关于“环境选择”的学问。它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人们认识自然的能力和水平的局限，加之从事风水行业的人为了保护自己的饭碗，故意把简单的学问附加上玄而又玄的色彩，就像有些程序设计员为了保护自己设计的程序不被他人非法破译，故意设计一些起干扰作用的伪程序一样，使得原本科学的朴素的关于“环境选择”的学问，不得不披上了迷信的外衣。风水中科学的、神秘的、迷信的成分是可以区分开来的，但有个前提，就是担负这一使命的人必须有科学的而非迷信的头脑。其实，除掉风水的神秘与迷信的外衣，风水的理论体系和知识体系并不深奥，很容易为今天的景观设计、建筑设计、城市规划、人居环境建设以及和谐的人地关系的建立所借鉴和利用。

风水学不是1＋1=2的问题，它有很多玄学的理论，这是目前令很多学者头痛的问题。

王 策(《环境易术》杂志主编)

从风水术产生的背景来看，它是很朴素的自然景观学，和我国早期农业生产及水利建设的实践有很大的关系，也有着很多合理的成分在其中。但你不能据此说风水是科学的，其原因是，风水学不是1＋1=2的问题。风水学有很多玄学的理论，又不好求证于每个人身上。这是目前令很多专家学者头痛的问题。

风水中90％以上都是糟粕，科学的成分很少，神秘的成分与糟粕分不清楚。

徐苹芳（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

风水中90％以上都是糟粕，科学的成分很少，神秘的成分与糟粕分不清楚。科学的成分中主要是和环境有关的部分，如方向、风向等。元大都的北京城设计就是合理的，如北京胡同多是东西向的，且四合院没有后窗户，这是因为北京的风向以南北向居多，这样设计可以合理避风。我们保护北京旧城也有这个原因在里面。

对风水是否该抱有宽容的态度？

风水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类的遗产，不管是否对当代有用。

俞孔坚(北京大学景观设计学研究院院长)

所有文化现象都有其产生的历史环境，许多文化现象对当代人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因为环境变了，我们并不生活在那样的环境中，因此不需要用同样的方式去适应环境。它是我们认识彼时彼地人的生活方式的途径，是揭开人类历史的一把钥匙。对待它们的科学态度是解读它，认识它，并通过它来探索未知，而不是用现代的标准去评价它。它的存在本身就是人类的遗产，不管是否对当代有用。用功利的标准来衡量文化遗产是很危险的。

风水理念蕴含着古代中国人内心对于世界的认识，它不应该被我们随意摒弃。

蔡 伟（《三联生活周刊》主笔）

我们谈不上用“宽容”这种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古人，无论如何，我们国家今天最美丽最值得自豪的城市和建筑，不可否认都是在风水术的指导下建立起来的，风水观念和封建礼制就是这些建筑的灵魂。风水理念蕴含着古代中国人内心对于世界的认识，它不应该被我们随意摒弃，我们也不必要因为风水术中的糟粕而妄自菲薄。建筑代表着一个民族的审美观。风水术处理人和自然的态度，正是它最为光彩的一个方面。我们不能用今人的观念来解释或者批评古人，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今天更加先进的科学成就就否定过去的文化。也许我们倒是应该思考一下，在建设和谐的城市和建筑景观方面，我们是否比古人做得更好？

风水是一把打开传统聚落和建筑之门的钥匙。

刘沛林（湖南省人居环境学重点研究基地首席专家）

我在研究中国古村落的过程中，有一道门槛怎么也难以越过，那就是风水。风水就像一把打开传统聚落和建筑之门的必备钥匙，没有它，要解读中国传统聚落和建筑的结构及其规律，几乎是不可能的。虽然传统的风水思想中充斥着糟粕，但是，作为风水合理内核的“人地和谐”思想和人类追求理想生存环境的美好愿望，一直是建构中国传统聚落景观体系的基础，任何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风水的思想都是不可取的。

风水学说犹如一座矿山一样，等待着人们去开采、冶炼、制造和利用。

韩增禄(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文化研究所教授）

对于风水学说，绝对地肯定，盲目地崇拜，会导致迷信；绝对地否定，盲目地贬低，则难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建筑学领域中的风水学说，犹如一座矿山一样，在等待着人们去开采、冶炼、制造和利用，我们不能指望一镢头就挖出个拖拉机来。

把风水作为历史问题来研究是可以的，但是仅此而已。

徐苹芳（中国考古学会秘书长）

把风水作为历史问题来研究是可以的，比如我们进行考古研究的人就必须懂得风水，否则无法了解古时的建筑及墓葬的布局等问题。但是对于风水的关注应当仅此而已，风水中科学的东西太少了，要想从中找到积极的东西几乎不可能。在现实生活中人们可以把风水当作个人爱好，只要不造成社会混乱就行。

风水与地理学是一种什么关系？

风水文化的神秘性和地理学的可观察性之间有原则界限。

唐晓峰（北京大学环境学院教授）

风水文化最核心、最本质的地方是“相宅”，解说阴宅、阳宅的神秘的“凶吉”，它并不单独关注外在的宏观环境世界，基本不解说与“宅”（包括官宅、商宅、民宅、阴宅也就是墓地）无关的事情。关于大范围的山脉、河流、湖泊，以及交通开辟、人口流动等，风水文化并不注重。在古代，风水文化最接近建筑文化，在宅院、居址、墓地、城池的建设中时有表现。我国古代有一个体系很清楚的地理之学，与风水文化很不一样，这是古代学术文化的客观形势。我们最好不要将风水文化混同于地理学。我们既保留风水文化的神秘性，同时保留地理学的可观察性，注意二者的界限，我认为这个界限是原则性的。

需要纳入中国古代地理学范畴的，应该是古代地理学的主流及其他具有知识贡献的部分。

侯甬坚(陕西师范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所长）

在中国古代，正宗的地理学是历代正史中的《地理志》，从《汉书·地理志》开始的17部正史地理志系列著作，是中国古代地理学的主流。风水学说虽有名为《地理大全》、《地理正宗》这样的书籍，却不能因此作为它一定属于古代地理学的依据。地理志之外，还有一些著作里面也包含有地理的内容，它们是水道、地图、游记、风水、星占类著作。

我认为中国古代地理学不必包括风水学说，因为两者的主要目的和作用都有显著不同。地理是讲一个地方的山川、气候等自然环境及物产、交通、居民等社会经济因素的情况，地理学的目的当然是指认识自然世界、积累科学知识的努力，不断地为人类造福的作用。而风水学说宣扬，讲究风水的人家其后人会发福发贵，明显是一种谬说。它先是广布“阴阳之书，使人拘而多畏”，然后引人入歧途，浪费钱财。尽管相宅的积极意义要大于相墓，但在思想领域中都属于迷信意识。

风水学说讲究对住宅的选址，实施中会联系到水、土壤、地形等因素，有一些自己的表述和认识，但大都微不足道。风水中讲“九星”，指山川的九种形状；讲“五势”，是指五种山势（正势、侧势、逆势、顺势和回势）；讲“形势”，是指地形与地势。虽然风水要对山川作一些描述，涉及一些像是地理学的内容，却多不可取。比之同时代、甚至前代的地理学认识和成就，它都差之甚远。

近20多年来，在建筑学领域，风水学说获得了一些别开生面的评价，并得到了“古代环境工程学”、“环境美学”这样的称誉，这可能是将风水学说纳入中国传统地理学著作中的缘由。说实在的，需要纳入中国古代地理学范畴的，应该是古代地理学的主流及其他具有知识贡献的部分，不能因为与地理有牵扯就纷纷收入。

风水学说中的糟粕和精华长期以来总是纠缠不清。

韩增禄(北京建筑工程学院文化研究所教授）

风水和地理的关系很密切，与周易的关系也很密切。在周易文化中，存在着易学与占术这两种传统的历史分野。在风水的内容中也存在着类似的情况，除了源于巫术活动的迷信说法之外，还有与建筑、地理等实用学科相关的来自生活实践的经验内容。前者是糟粕和支流，后者才是精华和主流。不过，风水中的这两部分内容不像周易中的易学与占术的界限很早就泾渭分明，而是长期以来总是纠缠不清。

中国传统地理学也可称为“学术风水”或“易经地理”。

于希贤（北京大学历史地理学教授）

“风水”在古代也被称为“堪舆”或“地理”，因此说它是中国传统地理学也不为过。中国传统地理学是指近现代地理学系统传入中国以前发生、发展于中国的地理学。西方现代地理学系统地传入我国是20世纪20年代以后的事，在此之前长达数千年间，中国自有一套地理学的科学思维方式和学术系统，以此作为观察研究天、地、人之间的关系，选择不同的居住环境，布置和创建自己的生活空间。这一套地理学思维系统有自己的概念、术语、理论、方法，也建立了一些规律和法则，如把人类赖以生存的大地看作是一个活的有机体，进而研究气、势、理、形等问题，把辨明地形的阴阳、刚柔、高下、强弱作为首要任务等。中国传统地理学洗刷掉了风水的神秘外衣，保留了它的合理内核，可被称为“学术风水”或“易经地理”，在中国乃至在东亚的汉文化圈运用了上千年。

风水先生和风水建筑

虽然风水长期被视为封建迷信而加以挞伐，但仍在中国农村及某些城市向人们展示着它顽强存在和蓬勃生机。在我国港台及东南那亚地区，风水一直备受推崇，起名、算命、调风水等都是风水先生的分内之事。甚至有些市民遇到感情问题，也喜欢找风水先生指点迷津。

山水画中的风水模式

中国古代的山水画家们主张“内得心源”，在笔端抒发心灵深处的理想境界。历代山水画家们评论山水的价值：“有可行者，有可望者，有可居者，有可游者……但可行可望不如可居可游之为得……”所以，他们心目中理想居住地地景观多表现在他们地作品中，这幅北宋画家郭熙的《早春图》就是其中的代表。俞孔坚教授解析了这幅画中的景观结构（见小图）发现它与风水模式十分相像：同样的山环水绕，同样的围合态势。这说明，风水模式就是中国人心目中的理想景观模式。

惹了麻烦的中银大厦

香港中银大厦(上图三棱形蓝色塔楼)的建筑设计贝聿铭曾说：“香港的风水先生好比律师：他们无处不在，你不去征求他们的意见就寸步难行……”贝聿铭把中银大厦比作雨后春笋——中国传统中再生和希望的象征。但是风水先生却说：在他们眼里，大楼是一柄三棱尖刀，每条棱都是一个寒光四射的刀刃，向外辐射着杀气。风水先生的说法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恐慌：中银大厦周围随后兴建的建筑物，要么没有棱角，要么其中轴线避开了刀刃的指向。据说，有一条棱是直指总督府的，当时的总督卫奕信在那条棱和总督府中心位置之间的直线上种了两棵柳树：柳树柔和圆润的形态对大楼尖锐的角起了缓冲作用。这才皆大欢喜。

风水背景知识：

“风水”理论的源流和发展

“葬者乘生气也。气乘风则散，界水则止。古人聚之使不散，行之使有止，故谓之风水。”这段话出自晋人郭璞所著的《葬书》，这是“风水”这个词第一次出现在中国古代的文献中。郭璞简明扼要地说明了“风水”理论的根本：以“生气”为核心，以藏风、得水为条件，以寻求一个理想的墓葬环境为着眼点，以福荫子孙为最终目的。对于如何界定风水的好坏，郭璞的观点是：“得水为上，藏风次之。”后世风水师们的主要工作，便是寻求能够藏风、得水、具有生气的吉地，用于安葬或是修建住宅，以便人们的发展繁衍。

然而中国数千年的“风水”观念却并非从晋代才突然产生。在河南濮阳西水坡发现的距今6000年的仰韶文化墓葬中，一具尸骨的左右两旁赫然出现了用蚌壳砌筑的、图案极为清晰的“青龙”、“白虎”图形。有学者认为，这两个图形是古人对于天上星象在地上投影的理解，这与后世的“左青龙、右白虎”的风水概念隐隐相合。

到了风水术大肆张扬的魏晋南北朝，管、郭璞这样的风水宗师开始逐步完善过去有关风水的理念，并将其上升为一种理论。唐末，风水大师杨筠松、卜则巍流落江西，其后世子弟逐渐形成了“形势宗”的风水派别。而“理气宗”开始时流传于福建，宋朝有位风水大师王推行其说，遂形成了另一大风水派别。

“形势宗”又称赣派、形法派、峦头派。该派学说注重在山川形势的空间形象上达到天地人合一。“理气宗”又称闽派、宗庙派、理法派。他们注重在时间序列上达到天地人合一，其考虑的因素有阴阳五行、干支生肖、四时五方、八卦九风、三元运气等。

形法主要为择址选形之用，理法则偏重于确定室内外的方位格局。对于旷野、山谷之宅，因其与周围自然地理环境关系密切，故多注重形法；而对于井邑之宅，由于其受外部环境的限制，所以常常形法、理法并用。但无论“形势宗”还是“理气宗”，都遵循天地人合一、阴阳平衡、五行相生相克这三大基本原则。

原始出处：《中国国家地理》撰文/蔡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