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戈是改革开放后第一届美院大学生，他的老师、原中央美院院长靳尚谊说，“他一直是个用功的学生，更是个善于思考的学生”，“最令我赞赏的一点就是他能够在浮躁的世界里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1982年，毕业后的朝戈认为“北京是欣赏艺术和对艺术作判断的地方，却特别缺少能被深挖的环境”，于是“信心很足”地选择了回到内蒙古。彼时，带着孤独与自省的心绪，带着自由与闯荡的激情，二十几岁的朝戈苦苦思索着生存的意义、艺术的价值。

几年后，朝戈回到母校任教。1990年，他的一幅较以往“更率真、更没有顾忌的作品”——《敏感者》受到关注。创作这幅作品时，朝戈32岁，他曾说，当时“特别渴望艺术能表达很锋利的情感和对社会的参与感。艺术不仅仅来自象牙塔的艺术规则，而是与我们正在发生的思想感情有关……我画这幅作品是想表达自己的内心情感。比如我此时很紧张，或者有压迫感”。内心的焦虑与冲突瞬间凝固在画面上，对社会与现实的参与和回应，让《敏感者》极具艺术张力，20年之后，这幅作品仍然吸引观众驻足深思。

“一定要抓住正在发生的使你非常痛切的思想情感，并且能暗示事物更深的可能性”，上世纪90年代，朝戈还创作了《年轻的面孔》、《沉默的朋友》、《西部》等通过捕捉瞬间挖掘人物内心情感的力作。

有人说朝戈的艺术表现了一种人文素养和心理分析的能力，而“追求直指人心的表达”是他对这些概念的朴素解释。朝戈说：“写实作品有便于与观众交流的基础，但作品又不是要像镜子一样反映现实，而是与‘更高的现实’发生关联。面对现实，你总要选择自己认为重要的精神价值，但艺术的创作如何反映时代的深刻变革，如何保持人类的敏感？艺术需要追求一种直指人心的力量。”

进入新世纪，朝戈的作品中出现了许多凝视、遥望、期待的象征性场景。中央美院教授詹建俊说：“有人感到朝戈《敏感者》时期的那种强烈情绪在他后来的作品中趋于含蓄了，便认为他现在可能是渐渐平和、不再思考了，我不这样认为。年轻人在思想上比较容易激动，对社会生活中的某些存在会产生强烈的情绪。而当成熟之后，思维更宽广、更深邃，思考的问题变得深沉起来……他在《敏感者》时期之后的人物情绪趋于含蓄，是他情感更为内在的灌注和表达。”

近10年，朝戈创作了《远方》、《乐民与长胜》、《光》、《虹》等作品，画面融入更多的蒙古民族元素，情绪趋于沉静内敛，给人一种静穆深邃的悠长意味。朝戈仍然在探索永恒的主题，关于艺术的变化，他解释说：“每幅作品的创作动机都深深地隐藏在内心，这与人的经历等有关。但艺术创作最根本的动机是表现人类生存的苦难，表现的方式可能是愤怒的、可能是内敛的。进入中年，关注的不仅是对世界新鲜的认识，不再是眼前看到的事物，会更多关注内心的东西，努力画出心里的一种沉淀感，与更广阔、悠久的历史发生关联。”

朝戈不算是高产的画家，30年的艺术回顾，不足百幅作品。也许与蒙古族的民族性格有关，朝戈的艺术气质显得与众不同。除了见证朝戈成长的老师靳尚谊、詹建俊等，许多人都对朝戈与浮躁现实保持距离、坚守精神追求的状态称赞有加。朝戈说：“上世纪90年代，我退出了拍卖市场。那时我认为我的艺术还不是很成熟，倘若沉醉于市场的怀抱，那就等于向商业化投降了。及至今日，在认清艺术的纯粹性与商业性之间的关系后，我仍然倾向于维护艺术的纯粹性，即便那是需要付出代价的。”

30年前为艺术感到孤独彷徨的岁月恍如昨日，如今的朝戈不再困惑，他说：“像是巨大无形的情景转换，伴随着难言的阵痛。我相信我们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历史，这也是我们时代特有的不确定与迷惘的原因之一。”“不论我的水平是高是低，我将严守自己的立场，用自己的心灵尽力去做，这就是我作为一个艺术家对这个混乱世界的态度。”(记者 朱永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