岳南先生的《南渡北归》问世，再度震动文坛，在网上，它引发了“大师之后再无大师”与“大师之后还有大师”的激烈争论。

整整170万字，重现了蔡元培、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李济、蒋梦麟、梅贻琦、胡适、傅斯年、梁思成、林徽因、徐志摩等大师的生活和命运。他们生长于中国近代史上多灾多难的年代，他们跋山涉水、穿越千里，从北京到天津，从天津到青岛，再到济南、长沙、昆明、李庄……他们创造了中国思想史上最传奇、最灿烂的一页，但最终却难逃各奔东西、风流云散的命运。

岳南说：“他们肩负着民族责任，与国家、民族同甘苦共命运，他们身上流淌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光芒。”而现在，我们又有多少有这样志向的学者呢？用费孝通的话说，“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像很容易，搞教学可以，到科学院也可以，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很难说是把全部生命奉献于这个学科了。”

写作缘由

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

晨报：写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书很多，但是把这么多知识分子全部写在一起，您是第一人，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岳南：我是做考古文学的，自然要研究考古专业，我们知道，中国传统学术对于考古并不擅长。中国的历史，从理论到理论，从书本到书本，很难突破，要想突破就得去挖掘，就要从黄土地里刨。我们前沿的考古学都是从西方学来的，最先学会并且在中国发扬的正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特别是1928年中央研究院成立之后，像傅斯年等这些人把西方前沿的考古学方法带到中国。从这里开始，我逐渐接触到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著作和事迹，越发掘，对他们就越了解。于是，我就想写写这些大师们本身的生活和命运。所以说，这个想法是慢慢形成的。

晨报：这本书您写了8年，现在已经出版了一、二部，听说还有第三部，总共将有多少字？

岳南：平均一部五六十万字，总共有将近一百七十万字。

晨报：回顾这8年的工作，您有什么感触？

岳南：我感觉很艰难，特别的艰难。在8年中，我把几乎80%的时间都围绕着这部分工作在转，像采访、收集资料，实地考察等。首先，采访任务非常艰巨，需要寻找当年那一代知识分子的后人。其次，阅读资料更不容易，光是陈寅恪、胡适、傅斯年、李济等4人的文集字数就超过两千万字。这8年实在不容易，每天心中都像有一个东西在涌动着、牵挂着，使你不敢懈怠。另外还有点儿沉重感，因为我把这个作品看作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正因为如此，我才坚持了下来。

写作方法

重走当年路，获第一手资料

当时梁思成、林徽因等人辗转来到四川南希山李庄镇，他们住在一座山上，要走500级台阶才能到，比当年水泊梁山还要高，山后就是长江。

晨报：您是考古文学作家，也实地走完了那一代知识分子当年跋涉的全部路程，同时您也读了大量的资料，您是如何处理第一手资料和史料的呢？

岳南：我的研究和写作，一直用的都是前沿的考古方法，即很重视田野考察，以获得第一手资料。为了得到这些资料，首先就是要采访当年的当事人和他们的后人，当事人仍旧在世的已经不多，比如何兹全先生，他是胡适、陈寅恪、傅斯年的学生，他已101岁了，今年2月15日刚刚去世。此外，就是要采访这些大师的后人，比如梁思成的儿子、傅斯年的侄子等，听听他们的后人诉说他们的历史。其三，就是史料，对于资料中正史和野史的处理，自然是要拿出考证的功夫和方式方法，尽管考证的方法很多，看起来没头绪，但由于我写考古题材的时间比较长了，对这个方法还是入门的，因而考证起来并不觉得难。对一时没有把握肯定的，就老老实实告诉读者“这一段尚待考证”。而有的野史也很有趣，舍弃也很可惜，那我在书中必须告诉读者“姑妄言之，姑妄听之吧”。

晨报：重走大师当年走过的路，您有什么收获吗？

岳南：我的写作，重证据、重挖掘资料，所谓“空口无凭，有物为证”嘛。所以重新走一遍那一代知识分子所历经的路程非常重要，因为很多东西，如果你没有身临其境，是感受不到的，更不要说写出来了。比如，从昆明到四川这一段路，要翻过乌蒙大山，当年开车要走7天7夜，路也不是现在这样，很颠簸，山里还有老虎，一停车老虎就过来了，那些知识分子们打开车灯，敲锣打鼓才能吓跑老虎。台湾的石璋如在他的《石璋如回忆录》中写过这一段历史，我沿着他书中所写的路去走，在当年他们曾经停下的地方坐下，虽然现在已经没有老虎了，但是坐在那里，你自然就能感受到当时他们所面临的那种艰难。

写作结构

从《水浒传》中找到了灵感

晨报：您在《南渡北归》中写了四五十位大师、将近两百名知识分子，您是怎么处理书的结构的，怎么协调这么多人物之间的关系的？

岳南：起初也很困难，感觉怎么都不合适，不知道该怎么写。后来，我从《水浒传》中得到了灵感，《水浒传》中有梁山108将，写得就很巧妙，比如先写林冲怎么受辱、怎么上梁山，再写武松、鲁智深等，他们每人还都连带着几个人一起上梁山，再写宋江又带一批人，等到108将聚齐，就写他们的集体活动，到最后他们中有些人分离，有人招安，有人死了，还有的人流落江湖。我写这部书，整个框架就是这样的，先写林徽因、梁思成他们从北京到天津，再到青岛、济南、长沙，就不写了；然后开始写李济、梁思勇去看他们，一下子带进去十几个人；再写清华的一批人，像吴宓、傅斯年等，然后这些人聚在长沙，长沙是一个中转站，后来他们一起到了昆明，后到李庄；这时候就该写他们在一起的生活，直到最后他们又分开，各自流落。

晨报：您从传统文学中得到了借鉴。

岳南：确实有相似之处。《水浒传》中所写的好汉是被逼上梁山的，而我所写的那一代知识分子因为当时外敌入侵，就转辗到西南去了，与《水浒传》相似的地方是，这些知识分子在李庄的时候也住在一座山上，那座山我去了4次，比当年水泊梁山还要高，山后就是长江，因此梁思成曾说“我们这些人都流浪江湖了”。

晨报：这些人物众多的知识分子群像，您是如何选择的，有没有什么重点人物？

岳南：第一学术上要有成就，第二要人格魅力大，第三社会交往相对来说要广一点儿。如果一个人学问好、人格魅力也大，但社会交往相对较少，你就很难把他写得很丰满。梁思成、林徽因、傅斯年、陈寅恪、蔡元培、胡适等人都是我写作的重点。

写作感悟

缺少“志”后，再无大师

晨报：您用8年时间采访了上百个人，您对那一代知识分子感触最深的是什么？

岳南：首先，他们有民族责任感，有一种信念，这也是我在前两部中着重描述和表达的一个事实和观念。这种信念就是中国知识分子和民族精英几千年来流动在脉管里绵延不绝的血脉在起作用，也就是士大夫那种“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理想与志向，是爱国爱民和为民族延续文化火种的心志，让他们在如此艰苦卓绝的情况下，与国家和民族同呼吸、共命运，一起受难，并在精神上为民族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二，就是“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如果没有这一点，就不可能有那一代无数的大师、无数优秀的知识分子出现了。

晨报：很多人都在感叹现在已经没有大师了，在您看来这其中是什么原因？

岳南：第一是传承，大师不是凭空出现的，是有传承的，但是我们的传承断裂了。其二是物质代替了精神，那一代知识分子是有理想有追求的，即便当年那么贫困，他们也不曾放弃。费孝通这样评价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曾昭抡——他的生活里边有个东西，比其他东西都重要。这个“东西”是不是可以用“志”来表达，“匹夫不可夺志”的“志”。这个“志”按费孝通的解释，第一是爱国，第二就是视学术为生命。这是那一代学人精神上的共同之处。而现在又有多少有这样想法的学者呢？用费孝通的话说，“现在的学者，当个教授好像很容易，搞教学可以，到科学院也可以，他已经不是为了一个学科在那里拼命了，很难说是把全部生命奉献于这个学科了。”这就是现在没有大家都认可的大师的原因了。晨报记者 周怀宗

岳南

中国首位在全球有影响的考古纪实文学作家。1962年生，山东诸城人，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主要作品有《风雪定陵》（合著）、《万世法门》（合著）、《秦始皇陵之谜》、《盗墓史》、《寻找“北京人”》以及新作《南渡北归》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