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伦理（BusinessEthics或ManagementEthics）是一门应用伦理学科，它是研究管理活动中是否应该符合伦理以及怎样的管理行为才是道德行为的学科。管理伦理的诞生并不是理论界或企业界自觉的产物，而是管理界出现了一系列的伦理问题。
　　
　　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西方企业界出现了一系列的管理丑闻，引起了企业界和社会公众的极为不满。管理丑闻大多涉及伦理道德，所以被称为管理伦理问题。这些管理伦理问题包括：1.行贿受贿。如1975年美国公布的洛克希德公司猖狂的境外行贿中，金额竟达2.5亿美元，受贿人员有荷兰女王朱丽安娜的丈夫伯恩哈特亲王、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及其政府官员。2.弄虚作假。有的公司为了达到融资目的，在上市股票的报表中虚报或瞒报；有的企业为了获取利益，做虚假广告，欺骗客户等等。3.价格垄断。石油输出国组织（OPEC）下的国际七大跨国石油公司（被称作“七姐妹”）合谋限制石油产量，人为造成石油供不应求，从而抬高油价。4.环境污染。由于工业废气的排放使得伦敦上空浓雾积年不散，并且产生硫酸泡沫，致使在这里生活的人呼吸道系统发病率非常高。1952年12月5日至8日，4天时间内因呼吸硫酸泡沫死亡的达4000多人。［1］5.其他伦理问题。如窃取商业机密、非法股票交易、不公正歧视等等。对于管理伦理问题，学术界的学者反应尤为强烈，他们积极进行企业调查，讨论企业究竟应该遵循什么样的道德问题，并呼吁建立一种企业伦理行为学科，规范企业行为。在此背景下，管理伦理学应运而生。由于管理伦理问题的不断涌现，催生了管理伦理这门学科。管理伦理作为一门学科的出现，是对企业以追求效益为目的的科学管理的反动，它标示着企业片面追求速度增长往往以企业的伦理秩序的失范为代价，因而需要建立一种道德约束机制，规范企业行为。无疑，这种道德规范机制舍弃了传统管理的科学取向，而代之以人文取向。但是，管理伦理究竟要建立什么样的人文价值取向，时至今日，企业界和理论界并没有达成共识。许多学者认识到西方管理人文资源相对匮乏，把目光投向以人文精神见长的东方文化。美国管理大师彼得•杜拉克曾在1997年的著作《杜拉克论亚洲》中预测：“过去十年内，‘日本管理哲学’之类的书盘踞西方书市；未来十年，相信与‘中国管理哲学’有关的书将会成为畅销书。”［2］更有学者把注意力集中到作为中国思想“大道之源”的《周易》上，认为《周易》所彰显的人文理念正是管理伦理发展的方向，并以此建立中国管理哲学体系，提出“中国管理科学化，管理科学中国化”的方向。［3］《周易》作为中国文化的本源和基础，能否直接用作管理伦理的价值取向，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本文无力涉及。但是，《周易》的许多理念对管理伦理问题的疏解提供了有益的参照，这些理念经过现代化的诠释和改造，确实能够作为管理伦理问题解决的重要人文资源。
　　
　　第一，《周易》的吉凶观念其预示着管理的福祸同源，其“趋利避害”的功利价值蕴涵着管理的合理选择。
　　
　　管理伦理问题的出现，其直接根源是以科学管理为基础的古典管理理论。古典管理理论是建立在科学管理的基础之上，这种理论认为，科学管理是给人类带来无限福祉的，人类只要按照科学进行管理，企业的效益就会不断上升，而人类的资本就会不断丰厚。但是，这种管理理论在运作过程中却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科学管理为企业带来效益的同时，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企业效益的增加，往往建立在职工的劳动量或劳动强度增加为基础；企业利润的取得，有时依靠欺诈、垄断等不正当手段；企业为了获取资源，改善生存环境，会以另一种环境的破坏为代价，等等。实质上，管理伦理就是呼唤在管理中建立一种人文秩序，这种人文秩序以管理是福祸同源为基础。科学管理既可以为企业带来可观的效益，也会造成一系列的伦理秩序的破坏现象，科学管理既可以造福人类，也会给人类带来灾难。因此，管理是一种价值判断，即管理者对管理的后果进行利害权衡和选择。
　　
　　怎样进行价值判断和选择，《周易》的吉凶祸福的功利价值实际上蕴涵着管理的合理选择。《易经》将世界的万事万物依附于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上，认为卦卦有吉凶，爻爻言祸福。《易经》爻辞显示着一种价值取向，它将人们的行为进行“吉”、“凶”、“悔”、“吝”、“厉”、“无咎”等的划分，认为人们得到有利于人的生命发展的、失去有害于人的生命发展的为“吉”，人们得到有害于人的生命发展的、失去有利于人的生命发展的为“凶”，“悔”是人们没有获得利益时的心理感受，“吝”是人们没有避免伤害时心理感受。推而广之，整个《易经》中的价值判断用语都是对人们利害得失关系的描述。“吉”就是得、利，“大吉”就是大得、大利，“无咎”就是无利无害、无得无失，“凶”就是失、害，“大凶”就是大失、大害，“厉”就是得小失大、利小害大，“悔”是没有得到利时的小失，“吝”是没有得到大害时的小失。
　　
　　按照《周易》的吉凶祸福理念，管理应该是人们避害趋利的过程。管理本身具有利害的“双重效应”，它可以为管理者带来丰厚的收益，也可以使管理者为了追求某种利益而丧失更大的利益，所以管理者应该“明于天之道，而察于民之故”（《系辞》），也就是“尽人事而知天命”（《系辞》）。管理的“天之道（天命）”是什么？《周易》也做出回答，“崇高莫大乎富贵”（《系辞》）就是管理的“天之道（天命）”。这里的“富贵”一方面指的是物质方面的富有，也就是从管理中获取效益，但更重要的一方面是指对“道”的领悟和对“德”的实践，只有领悟到“天之道”，依“天之道”行德于民，民才能富，管理者才能贵，才能称得上“崇高”。相对于物质方面的富有来说，管理者对“道”的领悟和对“德”的实践更为重要。管理者怎样才能“富贵”？这就要“备物致用，立功成器，以为天下利”（《系辞》），也就是说，管理者建功立业的根本目的是“以为天下利”，而不是只为自己企业的“利”。如果管理者能够实现“为天下利”的目的，那么管理伦理的诸多问题便会迎刃而解了。
　　
　　第二，“盛德大业”确立了管理的目标，为解决管理伦理问题指明方向。
　　
　　管理伦理问题的提出虽然已经有几十年了，但是，管理伦理作为一门学科的建构至今仍没有取得共识。因为管理伦理问题的解决究竟需要一种什么样的人文秩序，究竟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目的，管理界和理论界还在争论。《周易》提出的“盛德大业”理念，即为管理确立了目标，也为管理伦理问题的解决指明方向。“盛德”是《周易》德治与政治的管理目标与理想，只要达到“盛德”，就能建立“大业”。所以《周易》特别推重德，六十四卦中近1/3的卦用道德来解释；《系辞》更是对树立道德的基础、施行道德的方法、巩固道德的途径、检验道德的标准等进行探讨，认为“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拾也；《困》，德之辨也；《井》，德之地也；《巽》，德之制也。”在《周易》的“盛德”理念中，德不仅仅是一种管理的目标和理想，而且还是管理过程和管理成名的途径和手段。“天地之大德曰生，圣人之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系辞》）是说管理者要靠道德、靠仁政进行管理；“君子体仁，足以长人”（《文言》）把道德作为人的成长的手段；“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彖传》）把道德当作人文教化；“君子以厚德载物”（《象传》）、“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系辞》）、“存乎德行”（《系辞》）等等把道德作为成己达人的载体。由此，《周易》确立了儒家思想的理路，即从“内圣”中求“外王”，儒家思想典籍《大学》将此思想进一步展开为，“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并强调“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由“盛德”而成就“大业”，《周易》的入路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方向。“显诸仁，藏诸用，持万物而不与圣人同忧，盛德大业至矣哉。”（《系辞》）表明圣人“显诸仁”就可以达到“藏诸用”；“《易》其至矣乎？夫《易》，圣人所以崇德而广业也”（《系辞》）说明“崇德”与“广业”一体，“崇德”的实现，也就意味着“广业”的成功。对于“大业”，《周易》解释的非常清楚，“富有之谓大业”（《系辞》），也就是指物无所不备，无所不包，即现在所说的经济富足。同时《周易》指出，“大业”即“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系辞》）。那么，怎样来成就事业？周易明确了实现“大业”的途径。一是发展农工商，对于农业，要“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为利，以教天下”（《系辞》）；对于工业，要“备物致用立成器，为天下利”（《系辞》）；对于商业，要“日中为市，致天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系辞》）。二是提倡节俭，“治理其财，用之有节”（《周易正义》），《易传》指出君主应“节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相应的，臣民要“以俭德避难”，要“安节之亨；承上道也”，就是主张统治者节俭顾民，引导百姓以勤俭节约的美德去克复困难。三是“以财聚人”，“何以聚人，曰财”（《系辞》），也就是《大学》所说的“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管理者管理的目标并不是把财产归到自己身上，也不是把财产收拢到自己的企业中，而是散财取名，散财扩大企业的影响，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效益。
　　
　　《周易》的“盛德大业”理念，其实就是要求管理者要把崇德放在第一位，用崇德来实现大业。所以《周易》中特别强调“为天下利”、“以教天下”，它把天下利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是说我们的大业及所有的事业，都是为天下利。如果有了这样的经营理念，那么企业的发展就不可能出现欺诈、弄虚作假、垄断、不正当竞争等管理伦理问题，管理伦理也有了合理的取向。
　　
　　第三，变易、日新为管理创新提供依据。
　　
　　管理伦理问题实质上是企业怎样发展的问题。管理伦理问题的出现都是以企业的发展为基础的，之所以出现伦理问题，其实是没有解决好企业如何合理发展、创新问题。也就是说，管理伦理的诞生并不是对企业经营发展的限制，而是怎样保证企业长久、合理的发展，即现在所说的企业的可持续发展。怎样才能做到可持续发展？在瞬息万变的现代社会中，企业的发展也要不断变化，不断创新，这一点，管理学家有着清醒的认识。美国学者彼得•圣吉认为，公司是一系列复杂系统，在这一系列的复杂系统中，组织会不断受到各种不利于公司发展因素的影响，需要进行自我超越和改善心智模式，因而需要创建学习型组织，这种学习型组织就是要“是新又新，不断创造未来”。［4］迈克尔•海默与杰姆斯•钱彼在《企业再造》中也主张抛弃所有的陈规陋习，营造一种不带任何条条框框的文化观念。彼得•杜拉克也认为企业“不创新，即死亡”。
　　
　　变易、创新一直是《周易》的重要理念。《易传》揭示了“易”的三种义理即简易、变易、不易，变易是其中最根本的意蕴之一；同时又提出“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说明事物变易的持久性。《系辞》指出：“易之为书也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更是揭示了事物变动的本性。《周易》的变易与创新（新生）是联系在一起的，《周易》崇尚变易，认为变易并不是一个机械的、或杂乱无章的运动变化，而是一个有机的发展过程。“生生之谓易”（《系辞》）是说变易过程本质上是一个生生不息的演化过程，这一演化过程是生命体不断改变自身的过程，即是不断由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向复杂进化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生命体不断吐故纳新，持续地丰富和发展着自己。易的本质是变化日新，所以《周易》将日新与圣人的最高理想——“盛德”联系在一起，认为“日新之谓盛德”（《系辞》），这样赋予了日日生新以天道的崇高品德。对此，《大学》进一步强调“苟日新，又日新，日日新”，明晰君子要效法天地的品格，日日生新，永无止息。《周易》的变易观念一方面是说，在社会发展中要成就盛德大业不能墨守成规，只有变易、改革才是社会发展的出路，才能推动社会不断前进，即“通变之谓事”（《系辞》）；另一方面说明，社会发展到一定程度只有通过变化、改革才能畅通，只有畅通了才能使事业得到发展并能够长久地存在，即“通其变，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系辞》）。
　　
　　《周易》的变易直接衍生了现代管理方法，无论是彼得•杜拉克的管理之道，还是彼得•圣吉的学习型组织，抑或是迈克尔•海默的企业再生理论，都与《周易》的变易理念一脉相承。甚至于斯宾塞•约翰逊的“变化无时无处不在发生，无论我们害怕改变还是喜欢改变”［5］的观点，也可以算作《周易》变易理念的注解。变易是成就事业的主题，更是管理的重要方法，《周易》的这一理念已经成为管理界的共识。
　　
　　第四，诚信理念是管理的灵魂，能否做到诚信，是解决管理伦理问题的关键。
　　
　　管理伦理问题的出现，归根到底是由于诚信的危机。商业欺诈也好，垄断经营也好，不正当竞争也好，行贿受贿也好，都是由于经营的双方或多方至少有一方缺乏诚信，由此造成了管理中的道德缺失现象。所以，管理伦理问题的解决，最根本的就是要树立经营者的诚信经营观念。
　　
　　诚信被《周易》列为做人的根本。《系辞》指出“人之所助者，信也”，说明人在世界上之所以成为人，就是依靠诚信，如果人没有了诚信，就不能算作人，而沦落为动物了。所以，《周易》六十四卦中专门有《中孚》卦讲诚信，其九五爻“有孚挛如，无咎”，表明如果人有诚信，并且连续不断地讲求诚信，就没有灾祸。诚信在《周易》的义理中既是做人的底线，又是做人的极高的一种境界，它可分为递进的四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行险而不失其信”（《彖传》），这是做人的最底线，人可以行险，可以稍稍偏离人的轨道，但是不能失去诚信；第二个层次为“有其信者必行之”（《序卦》），也就是孔子所说的“言必信”，必须遵守诺言；第三个层次为“忠信所以进德也，修辞立其诚”（《文言》），将诚信作为“进德”、“修业”的基础，赋予诚信以崇高的道德意义，使诚信得以提升；第四个层次，即诚信的最高层次为“默而成之，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系辞》），表明诚信与道德一体，诚信是不言自明的。
　　
　　将《周易》的诚信观推而广之到管理界，就需要企业在经营管理中必须遵守诚信原则。诚信既是企业生存的底线，也是企业能够长久生存的基础。如果离开了诚信，企业就会失去信誉，丢掉客户，也就会丧失生存空间。所以诚信一直是古今中外商业经营的灵魂，中国古代就有“君子一言，快马一鞭”的承诺，也有“一诺千金”的信则。西方管理界也流行“诚信是最好的竞争手段”的信条，美国甚至建立企业信用评价制度，将企业信用等级分为5级，当企业被评为4级（风险较大级）和5级（无法接受级）时，就在市场竞争中难以生存。
　　
　　第五，《周易》的“中正”理念作为管理规范，可以约束管理伦理问题发生，并且限制管理伦理问题的扩大。
　　
　　管理伦理中的问题，许多是由于过分依靠科学所造成的对不可再生资源的破坏，以及对自然界生态环境的侵害，并由此构成人类生存状况的威胁。这些问题的形成，主要是人们过分依重科学管理，所造成的人对自然界的过度侵略。因而，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一种公正意识，这种公正体现在《周易》中就是“中正”。
　　
　　“中”即“不偏不倚，无过无不及”（《四书集注•中庸章句》），也就是对事物采取中庸的态度，不过偏，不过激，做到适中；“正”为正当、正位，要求做人要公正、正派、正直、有正义感。中正道贯于《周易》中，《易经》中多处提到“得位而中”、“中正以应”、“积中不败”、“以中正”、“中未亡也”、“中正以观天下”、“刚中而应”、“中无尤也”、“得中道”、“中行无咎”、“中正以通”等等，表明只要达到“中正”，那么就会万物得位，各依其道发展，也就是《中庸》所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所以《易经》提出，“中以行政也，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怎样来做到“中正”？《周易》引入“权变”与“时”的概念。“权变”来源于《周易》的阴阳互补原则，周易讲阴阳互补，刚柔互补，人们要从这种阴阳、刚柔互补中，权衡其各种变化来“经权达变”，也就是要因地而制流，因事而制宜，因人而施教，因情而措形，因时而应变。“时”其实是“中”的具体落实，意思是要敏锐地把握时机，抓住机遇，《系辞》认为“变通者，趣时者也”一语，形象的说出了“时”的“时机”、“时遇”含义，《易传》认为，宇宙生生不息，变易、生生的宇宙与“时”密不可分，人作为宇宙的一个元素，与宇宙相依一体，一定要抓住“时”，因此《周易》中非常强调“时”的重要性，“六爻相杂，唯其时物也”（《系辞》）、《易传》强调“颐之时大矣哉”、“豫之时义大矣哉”、“睽之时用大矣哉”等，盛赞“时”的宏大意蕴。孟子进一步发挥周易“时”的观念，认为“不违农时，谷物不可胜食也”（《孟子•梁惠王上》）；“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孟子•梁惠王上》）；“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孟子•梁惠王上》），说明“时”的重要性。孟子同时盛赞孔子是“圣之时者也”，指出这种最高境界的“时”的特征“可以速则速，可以久则久，可以处则处，可以仕则仕”（《孟子•万章上》）。
　　
　　《周易》强调“中正”的管理策略昭示我们，首先，企业的管理一定要做到公正。在处理与发展资源的关系上，要正视自己企业的位置，不要以破坏生态环境来发展自己企业，更不要以攫取不可再生资源来为自己企业谋利益；在处理企业与外界企业的关系上，不要偏向自己的企业，也不要完全依托别的企业；在发展速度上，要正确处理好速度与利益的关系，不要贪图小利，更不要只顾发展速度而损害员工的合法权益，真正做到“无欲速，无见小利”（《论语•子路》）；在处理企业内部各种关系尤其是人事关系上，更要公正、公平，做到适中、适宜。其次，企业管理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在纷繁变化的复杂世界中，建立起灵活的企业发展机制，适应企业多方面的发展需求。再次，企业要敏锐地捕捉发展机遇，因时而应，适时而动，恰当地把握时机，正确地利用时机，与时俱化，顺应时机而通权达变。
　　
　　诚然，《周易》这部古老的典籍疏解管理伦理问题这个日新的课题，本身只是一种尝试。在疏解的过程中，还有许多困惑，如《周易》的“形而上”之道怎样引领管理伦理问题的“形而下”之器；《周易》的理念能否实现现代转化等等。这些课题尚需我们进一步开发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