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关注民生

儒家关注民生，主张“为政之道，以顺民心为本，以厚民生为本”（《二程文集》卷五），其思想中始终有一种鲜明的“富民”倾向。概要说来，其主旨有这样几项。

其一富民是为“政之急”。在国家和社会诸多事务中，儒家认为民生是最紧迫的事情。鲁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回答说：“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 （《孔子家语·贤君》）正因为富民是最为急切的，所以儒家常常将民生置于优先的位置来认知和讨论。如子贡问政于孔子，“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论语·颜渊》）文中的“足食”是就人民的生活而言的，意为国家治理的关键是要安排好人民的生计，要让人民吃饱穿暖。孔子将“足食”置于“足兵”之前， 可见民生在孔子那里不仅是重要的，更是紧迫的。史称孔子“所重：民、食、丧、祭”（《论语·尧曰》），也清楚地印证了这一点。从孔子的论述来看，他所谓的 “足食”和“食”，似乎不仅仅限于温饱，而是过上比温饱更好的富裕生活，因为孔子肯定这也是人人可求的、合乎人性的生活，“子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 （《论语·里仁》）有一次孔子到卫国，弟子冉有驾车。沿途见到人烟稠密，孔子颇为高兴，感慨地说：“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 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文中的“富之”一词，鲜明而直白地显示了孔子的富民立场；而“富之——教之”的先后秩序则表明，儒家固然 极重礼义教化，但仍然主张富民是首要的，也是最为急切的。事实上儒家民生优先、富民优先的价值取向，也为历史上一些明智的君主所认同和接受，如汉孝平帝就 如是说过：“盖闻治国之道，富民为始。”（《汉书》卷十二）这类富民为急的体认对于民生的改善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其二富民是治国安邦的前提。在儒家思想里，富民之所以为“政之急”，因为它有着治国安邦的重要政治意义。首先，富民是社会稳定的基础。儒家认为现实的经济 利益决定人们的意识，即所谓“恒产决定恒心”，“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孟子·梁惠王上》）这里的“恒心”，既指人的道德意识，也包含人们的社 会认同和依礼循则的秩序观念。儒家认为此“恒心”与社会的治、乱密切相关，缺乏“恒心”，社会就会陷入无序和混乱，“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 （《孟子·梁惠王上》）社会一旦出现“无不为已”的局面，当然也就不能实现有效的治理，“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治其民 哉！”（《汉书·晁错传》）相反，儒家认为若“制民恒产”，使每户有百亩之田，五亩之宅，家家栽种桑树，又养鸡、豚、狗、豕之畜，人人安居乐业，自会政通 人和:“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孟子·梁惠王上》）。正是 循此“恒产——恒心”的理路，所以儒家认为富民有着急切的现实合理性和必要性，“今也制民之产，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 死亡。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王欲行之，则盍反其本矣。”（《孟子·尽心上》）所谓“反其本”，实即“制民之产”，亦即富民，此为安民致治的要 津。其次，民富才能国安。儒家认为民心的向背是统治合法、合理性的最终依据，即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而要获得人民的支持，统治者则必须“与民同乐”而 不能“独乐”，“古之人与民偕乐，故能乐也。……虽有台池鸟兽，岂能独乐哉？”（《孟子·梁惠王上》）孟子所谓的“同乐”，其要义在于“与百姓同之”， “王如好货，与百姓同之，于王何有！”（《孟子·梁惠王下》）而究其实即强调统治者应关注并解决好民生问题，“孟子曰：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 也。”（《孟子.尽心上》）儒家认为，惟有富民，才能赢得民心，也才能“王天下”，“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 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虽欲无王，不可得已。”（《孟子·离娄上》）此意亦诚如荀子所揭：“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仅存之国 富大夫，亡国富筐箧、实府库。筐箧已富、府库已实，而百姓贫，夫是之谓上溢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战，则倾覆灭亡可立而待也。”（《荀子·富国》） 正是有鉴于富民对于治国的如此极端重要性，故儒家宣扬“”（《潜夫论·务本》）。